编者语

2025年11月23日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张先生一生锐意创新，青年时期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牛肚子理论”则为中部崛起战略和湖北率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今年的湖北“新春第一会”——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会上，先生的“牛肚子理论”被再度提及。这反映出先生智慧的影响，跨越时空。

今天，为纪念先生，传承学术，我们特将张先生“牛肚子理论”的原文和张燕生、巴曙松、张建华、宋德勇四位弟子在湖北加快建成重要战略支点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推出，以飨读者。敬请阅读。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

张培刚

（1913-2011）

湖北加快支点建设的理论逻辑与战略重点

张建华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与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2025年湖北新春第一会上，张培刚教授的“牛肚子理论”备受瞩目，该理论为湖北和中部地区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只有中部地区崛起，才能更好地带动西部开发，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腾飞。“牛肚子理论”为“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实践表明，这一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现阶段，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湖北加快建成战略支点意义非凡，还需要从理论上寻找依据，进一步确立战略重点、探讨可行路径。

一、湖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部地区实践的核心引擎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相继实施了沿海开放战略（1980年）、西部大开发（1999年）、东北振兴（2003年），但中部六省始终未被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地区在政策、资金、产业承接等方面处于劣势，发展绩效与其他区域差距拉大，呈现“中部塌陷”现象。

2003年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亟需破解“东部领跑、西部追赶、东北振兴”而“中部塌陷”的不平衡格局。特别是加入WTO后，中部作为连接东西的枢纽区位优势凸显，但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流动效率不足。200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标志着该战略正式进入国家议程。这一决策既是对区域发展失衡的纠偏，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布局。这为当时发展出现塌陷、经济总量在全国10名以外、应有地位未得到体现的湖北，提供了迎头赶上的好机遇。

“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几年间，中部地区发展在国家战略定位中得到更好体现。随后，国家进一步明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进行规划，武汉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提出要“努力建设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此后，湖北在区域发展格局构建、交通枢纽建设、产业发展以及“三基地一枢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效。

经过“十二五”“十三五”的发展，进入“十四五”阶段，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1年，国家出台《关于新时代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将湖北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湖北也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基地、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基地、科创高地等一系列新目标。如今，湖北在全国发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近年来经济增长总量稳定保持在全国第七名，量级大幅提升。同时，在科创地位、交通枢纽地位、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内陆开放格局构建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

国家在“十四五”和2035远景规划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支持高质量发展，这为湖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进一步发挥重要战略支点作用，以及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提出了新要求。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湖北，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以及加快建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湖北提出新要求，即“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可以说，中部崛起和湖北加快建成重要战略支点的新战略部署，是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的重要一步。

二、“牛肚子理论”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战略定位提供理论依据

“牛肚子理论”表明：单纯依靠沿海带动或西部扶持无法实现全国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通过抬升中部这一战略支点，才能形成"东中西互动"的发展格局。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不仅为“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当前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该理论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程具有示范意义：基于80年代“牛肚子理论”，湖北省于1994年率先提出"中部崛起"口号；基于湖北实践成效，2004年国家战略化，中央将中部崛起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湖北从2013-2024年按照总书记和中央寄予的支点要求，不断深化战略，推进能级跨越、枢纽提能等重大任务，形成"抬牛肚子"的系统方案。这一理论演进路径表明，湖北既是被"抬升"的牛肚子，也是主动"发力"的抬升者，通过强化经济集聚与扩散效应，正在破解中国区域发展"中部凹陷"的历史难题。

基于“牛肚子理论”，湖北在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建设中被赋予三个关键定位：一是地理枢纽支点：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连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京津冀四大城市群的战略交汇点。二是经济能级支点：2024年GDP突破6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七，形成对中部六省的辐射牵引力，也是国内内需大市场的重要载体。三是创新引擎支点：依托光谷等科创平台，发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智能汽车等战略性产业，构建"51020"现代产业集群。

从具体使命看，承担着五大战略担当。一是要素流通中枢：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推进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速公路和高铁枢纽、中部航空枢纽；二是产业升级引领：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万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三是科技创新策源：共建6G/B6G通信研究中心，加速人工智能与能源产业融合，构建智慧电网示范体系；四是生态安全屏障：通过长江大保护战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探索绿水青山转化路径；五是区域协调样板：实施"七大战略"（能级跨越、区域联动等），强化对襄阳、宜昌等城市圈的协同带动，以及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联动发展。

在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定位中，湖北承担着“三基地一枢纽”建设的核心使命，具体表现为成为先进制造基地、科创策源地、内陆地区开放新高地以及综合交通枢纽，这是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应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当代发展形势来看，湖北不仅支撑着中部地区的发展，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器，对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湖北凭借科教与产业创新优势，发挥着引领作用。国家积极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湖北的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彰显，为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尤其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求下，湖北肩负着在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重任。这需要湖北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平衡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

总体而言，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湖北从经济功能、创新功能、产业功能，到区域新发展格局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成为国家战略的系统集成支点。湖北正逐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中部地区落地实践的核心引擎，推动中部地区朝着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

三、从张培刚工业化理论看湖北加快支点建设的战略重点与有效路径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他定义的工业化是以“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变化”为核心，不仅包括城市工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也应包括农业农村的产业化、现代化，并系统阐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动因素（如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有效制度）与限制因素（如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制度文化环境制约等）的动态平衡。

中部崛起的核心在于激活内生动力（如科技创新、企业家精神焕发）与外向联动（如开放枢纽、区域协调等），形成对全国经济的“杠杆效应”。面向未来，湖北要加快建成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必须高度重视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的协同，需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激活等发动因素，破解资源流动壁垒、制度约束等限制因素，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函数跃迁，据此进一步确立战略重点，制定有效路径。

（一）构建“北斗七星式”创新生态，打造全国科创高地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本质是"基要生产函数"的革命性变化，而技术创新是核心动力。湖北具有丰富的科教资源，需聚焦突破性产业布局，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加快建成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科创高地。这就需要从不同层级构建立体的科创资源体系，打造“基础研究—应用创新—产业扩张”垂直生态链。

在基础研究层面，湖北已形成“1+10+N”实验室体系，“1”指汉江国家实验室，“10”指10个湖北实验室，“N”指100多个国家级实验平台，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比如光谷实验室依托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优势科研机构和企业，围绕光电大科学体系共同建设；湖北推进汉江国家实验室实体化运作，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操作系统，整合相关企业资源，夯实科技资源。大科学装置建构方面，湖北的大科学装置建设已有良好基础，如脉冲强磁场、重力测量、农业微生物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形成八大科学装置集群。

应用开发层面，湖北有众多新型研发机构，包括几百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以及许多工程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

成果转换层面，要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北斗七星式”创新融合发展生态，通过产业创新联合体体系、成果转换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人才强基工程建设，创新人才服务模式，支撑创新体系。

与此同时，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优化创新环境，包括制度创新、开放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加快构建湖北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科创高地。

（二）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活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湖北作为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包括两院院士82位、高校132所、在校大学生近200万人。依托武汉光谷、襄阳汽车产业等集群，吸引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企业家。例如，光电子信息领域已形成"光芯屏端网"万亿级产业链，2024年光谷新增科技型企业超3000家。通过"青春风暴"计划，吸引全国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等平台资源，推动奇安信、360等企业落地，形成"科技+产业"协同创新生态。

实施"新八级工"制度，产业工人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2024年全省新增116家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技能等级认定人数突破700人。

然而，受疫情及国际环境影响，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大，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部分企业家存在"守成心态"，创新投入强度（2024年仅1.8%）低于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高端技能人才缺口达12万人，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匹配度待提升。外向型企业占比不足15%，企业家跨境资源整合、风险应对能力仍需强化。

基于湖北省实践经验与国家战略需求，需通过制度创新、要素整合、生态构建协同发力，形成"精神激活—机制优化—产业跃迁"的循环体系。

首先是深化制度创新，激活企业家内生动力。例如，建立企业家"白名单"制度，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给予税收减免、融资担保等政策倾斜；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打破行政级别限制，赋予企业家更大经营自主权。

其次要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方面持久下功夫。通过系统性改革，从单一政务服务拓展至全要素生态构建，既破解了传统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如成本、制度），又激活了企业家精神与市场机制，为中部崛起提供了可复制的“湖北范式”。以营商环境优化为核心抓手，通过制度创新、要素整合、服务升级三大维度，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开放型产业生态，构建具有全国竞争力的发展生态。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方面，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全链条创新攻关机制，加快推进产业集群能级跃升，聚焦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五大优势产业，实施“产业倍增计划”，形成5个万亿级支柱产业集群。推动传统制造业“智改数转”，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同步布局未来产业与绿色技术，构建零碳产业园示范体系。推动“三链融合”（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建立“链主企业+专精特新+公共服务平台”生态。总之，激活企业家精神需制度保障与精神培育并重，优化市场机制需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协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技术创新与生态重构联动。

湖北在传统产业领域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在钢铁、石化、建材、纺织等传统行业中，湖北拥有显著的产业优势。在这些传统产业中，湖北还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同时，湖北在政策层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保障。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湖北主要通过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产业链延伸以及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等方式，逐步实现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和高效化发展。

在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湖北同样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湖北在新兴产业的布局和人才储备方面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前沿领域，湖北提前布局，设立了未来技术学院、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以及国家网络安全学院等高水平机构，此外，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学院、新能源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等相继筹建，这些举措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此外，湖北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北斗、高端装备等领域也具有显著的产业优势，正在着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前瞻布局脑科学与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生物制造、下一代网络（6G）、精准医疗、氢能、深地深海深天等未来产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动自主创新，湖北正在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进一步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总的来说，湖北通过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正在构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现代产业体系。未来，湖北将继续依托其产业基础、技术创新能力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高地。

（三）实现区域协同与绿色发展的双轮驱动（统筹限制因素的动态平衡）

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进程中，统筹区域协同与绿色发展的动态平衡是实现高质量崛起的关键战略选择。这一路径既要破解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固有矛盾，又要突破生态约束对增长模式的刚性限制。

从战略逻辑看，首先是国家战略定位的必然要求。湖北承担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的使命，需通过武汉、襄阳、宜荆荆三大都市圈协同，打造辐射中部的增长极。同时，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全省75%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绿色发展是政治责任与发展底线的统一。

其次，区域发展的深层矛盾倒逼。湖北面临“东强西弱”的梯度差距（武汉GDP占全省35%）与“化工围江”的生态欠账（宜昌曾因化工关停致经济增速骤降）。统筹协同与绿色，可化解“先污染后治理”与“区域发展失衡”双重困局。

最后，这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光谷科创大走廊与鄂州花湖机场的“科创+物流”协同模式，以及磷石膏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产业链（年产值超千亿），证明绿色技术革命可重构区域产业分工。

统筹限制因素的动态平衡，实现区域协同与绿色发展的双轮驱动主要关注如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流域综合治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中，流域综合治理是核心抓手之一，其以水网为基础、以安全为底线、以绿色为底色，通过系统性重构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以长江大保护为核心，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湖北通过“分区管控—系统修复—价值转化—制度创新”四步路径，破解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矛盾。

二是区域协同。这是破解发展不平衡的关键抓手。强化武汉、襄阳、宜荆荆三大都市圈产业分工，武汉聚焦科创、襄阳布局汽车制造、宜昌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产业链协同，避免同质竞争。

三是跨区域合作深化。湖北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共建产业链供应链，如“长江班列+汉亚直航”国际多式联运通道的打通，实现了内陆与沿海开放联动。

四是绿色发展。湖北承担“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的政治责任，通过长江大保护十大行动、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等举措，实现水质提升（如丹江口库区水质常年保持Ⅱ类以上），生态安全与战略责任，支撑可持续崛起的底线保障。

区域协同与绿色发展的统筹不是简单妥协，而是通过差异化政策供给（如生态保护区GDP考核豁免）、要素市场化配置（碳交易规模全国第三）、技术创新驱动三大杠杆，将限制因素转化为竞争优势。这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范式，既响应了国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也为中西部地区破解“增长—生态”二元困境提供了湖北方案。

（四）构建制度创新与开放格局的双向突破路径（发动与限制因素的双向突破）

张培刚指出制度是工业化的"定型因素"。社会制度既是发动因素，也可能是限制因素。制度创新与开放格局的协同推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需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破除外部制约的双向突破，实现系统性跃升。

制度创新作为发动因素，可以提供内生驱动力。从过去实践经验看，主要通过改革试点释放政策势能、负面清单制度持续缩减释放市场准入红利、以及规则对接的开放红利转化。例如，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开放平台通过“先行先试”机制积累制度创新经验，优化跨境贸易流程，提升效率并降低企业成本；2024年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吸引高质量外资；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规制改革。此外，制度创新通过区域协同产生溢出效应。例如，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通过“飞地经济”“产业链共建”形成制度创新网络。湖北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建科技创新走廊，实现研发—转化—产业化的跨区域衔接。

从限制因素看，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矛盾、国际约束和区域制约因素的存在，严重阻碍着开放格局的形成。比如国际国内规则冲突，国内监管体系与国际规则兼容性不足，如数据安全审查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存在摩擦；执行壁垒：部分地区存在“政策空转”，外资企业反映“准入不准营”问题突出。国际经贸呈现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封锁、产业链“去中国化”等挑战倒逼制度创新。例如半导体领域需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困境。在区域发展差异方面，东部与中西部开放能力差距显著。2024年数据显示，东部自贸试验区外资占比达78%，中西部仍依赖传统要素成本优势。

因此，以制度创新重塑开放生态，寻求双向突破路径成为破解开放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

一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联动突破。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压力测试区”，包括自贸港、跨境金融、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制度创新，在地方层面，湖北等内陆省份深化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模式，完善国际物流枢纽、跨境产业合作等配套制度。

二是探讨风险防控的平衡机制。构建“沙盒监管”体系，对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容错式创新监管，建立国家安全审查与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如湖北在光电子、量子信息领域设置差异化开放门槛。

三是区域协同与全球网络的深度融合。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制度互认，如中欧班列规则标准化、RCEP原产地规则数字化应用。构建跨区域要素市场，例如长江经济带探索碳排放权、用水权等要素跨省交易制度。

四是制度创新驱动开放能级提升。依托中欧班列、花湖机场国际货运枢纽，通过“空铁水公”多式联运制度创新，打造中部开放新枢纽，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武汉光谷推行“链长制+揭榜挂帅”机制，集成电路产业外资研发中心增至23家。针对内陆开放短板，湖北建立“离岸在岸一体化”贸易制度；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立法，解决跨省污染治理、产业转移等制度障碍。

此外，湖北在政策层面积极推动改革开放，通过大财政体系建设和供应链平台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力争政策先行先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例如“以用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湖北通过“链长+链主+链创”工作机制推动产业聚链成群，例如光电子信息产业通过政府主导的链式服务，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这种制度创新为湖北建成支点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联合中部六省深度合作，探寻产业协同发展新机制

促进中部地区整体崛起，支点建设还必须中部六省联动，产生杠杆效应。一条可行路径就是：中部六省以“三链”为牵引，产业协同发展，共享发展红利。可尝试从以下路径着手：

第一，以产业链为纽带，构建互补共生的产业格局。发挥各省优势，形成由一省牵头、其他省份联动的优势互补产业体系。河南在高端化工新材料、农产品领域发力，凭借其发达的物流体系与现代农业优势，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山西在新能源领域，可推动氢能、光伏、风电装备的产业链延伸；湖南依托机械装备与高端化学新材料产业优势，积极推进新能源与储能、航空航天及北斗等新兴产业发展；江西依托汽车航空及精密制造、特色冶金和金属制品、精细化工及新型建材等领域产业优势，着力打造铜基新材料、锂电光伏、稀土金属、航空、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等6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以奇瑞、蔚来等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带动，深入实施新能源汽车暨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工程，打造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湖北则发挥光电信息产业优势，在集成电路、光纤光缆、生命大健康、汽车产业等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如打造“世界光谷”。

第二，以供应链为支撑，打通区域循环堵点。湖北联合河南、湖南推动四港联动，涵盖公路港、铁港、水港和空港，构建公铁水空多式联运的交通网络体系。加大力度提升中部地区的高铁网密度，降低跨省物流成本。通过数字赋能供应链韧性建设，发挥跨省联动作用。如湖北联合其他中部省份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汽车、钢铁等行业的设备联网率，利用物联网技术优化中部地区仓储和配送效率，构建高效的物流网络。

第三，以价值链提升为目标，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例如，湖北依托光谷实验室等平台，联合中部六省开展光电子材料、量子信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攻关。在绿色转型和未来产业布局方面，发挥湖北、山西等在相关领域的作用。在低空经济领域，利用湖南在无人机产业的优势，与周边省份，如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有优势的湖北、江西等形成联动。在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可联合安徽、江西，围绕中游光电子信息集群，推进武汉与合肥、长沙在显示产业领域的分工合作。湖北、湖南、江西在流域综合治理方面，探索生态补偿加产业置换机制，开辟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总体来看，湖北可探索与周边省份的深度合作，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构建跨区域协同平台，发挥重点产业引领作用，探索新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