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经过“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评审会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并经过公示，有6篇论著获得了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本文向读者介绍获奖著作《国际发展领域超越美国霸权》序言。敬请阅读。

序言/Bernhard Reinsberg

       徐佳君在国际开发协会（IDA）上发布了关于权力过渡如何影响补充资金效果的研究成果。IDA是一个由世界银行管理的发展基金，以极优惠的发展资金援助最不发达国家。鉴于目前的多边发展体系以及新体制的出现，这是一个及时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发展体系反映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然而只有少数机构能够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冷战期间，捐助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导致了现有体制内投票权的重新调整。然而，在最近十年里，中国成为美国霸权的可靠挑战者，试图在已建立的多边机构中获得影响力，同时也在打造新的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

       徐佳君指出了现有文献无法回答的三个难题。首先，参与经济体在国际开发协会的贡献并不完全反映经济能力。除了捐赠者的支付能力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决定了它的贡献？第二，美国霸主在财政贡献减少的情况下，却进一步增强了其政策影响力。在贡献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霸主如何保持其权力？为什么上升的力量没有在国际开发协会中迅速占有更大的资金份额？第三，在过去十年里，美国的力量逐渐削弱。尽管美国的份额只是轻微的削减，为什么负担转移的规模比潜在的经济基本面预测的要大？

       为了分析这些问题，这本书列出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也为16次国际开发协会补充的历史分析提供了依据。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国际开发协会的补充资金是一个复杂的战略游戏，因为捐助者在考虑公平性的同时，对补充规模和个人负担份额都有偏好。补给谈判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因素和挑战者与美国霸主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徐说，当外部威胁迫在眉睫时，美国为了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将扩大国际开发协会份额（如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威胁，以及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然而，在没有这些地缘政治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倾向于减持份额，但这将迫使其他国家提高其份额，来弥补缺口。挑战者国家往往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因为它们在结构上依赖于霸主（例如，国际贸易或军事保护）。因此，美国在国际开发协会（IDA）预算中的份额从1960年最初的40%下降到2010年的11%，但美国并未失去影响力。如果美国的目标是减少对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那么所有其他捐助国都必须按比例削减其对国际开发协会的承诺，以保持其负担份额符合国际开发协会章程（即使它们希望获得更大的资金补充）；自相矛盾的是，尽管美国自己的捐款一直在下降，但这一规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影响力。虽然挑战者国家对与美国的影响力差距扩大感到沮丧，但只要依赖美国的领导，它们就不会公开挑战美国霸权。相比之下，最近的挑战者—中国，由于对美国领导的依赖程度较低，并通过成为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捐助国和在世界银行之外建立替代发展计划来弥补其影响力不足。

       一、主要贡献             

       这本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既易于被外行读者理解，也为国际组织的学者提供了新的见解。此外，这本书还有三个独特的卖点：第一，它揭穿了有关多边发展体系中补充资金的一些谜底；第二，它用国际发展的新证据丰富了国际关系中的理论文献；更具体地说，在有关世界银行的文献中，它提出了以前关于国际开发协会补充资金的轶事；第三，它为理解信托基金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徐表示，补充资金不是一个平稳的过程，而是一个有许多干预变量的深刻政治过程。虽然增资的结果很难预测，但该书确定了一些关键的决定因素，特别是捐助者对总规模、负担份额和政策目标的偏好，以及多边官僚机构投入的政治资本。虽然经济能力可以预测开发协会的长期资金水平，但它们无法预测这种资金的短期波动。这使得基于规则的补充结果解释无效。对捐赠者利益的解释也不好。来自德国、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证据表明，上升国家承担更大的负担份额和增加采购利益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徐指出，在增资谈判中，“公平”的考虑因素非常突出——捐助者在没有获得对集体利益的财政捐助的情况下，不会将太多的影响力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她阐述了分担负担的概念，并提请注意发展筹资中分担负担的特殊性，值得赞扬。

       这本书也在国际关系的辩论中做出贡献，比如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多边政治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开发协会补充资金的历史。徐指出国家异质性源于潜在的权力差异和国家权力的快速变化。她的书提醒我们，国际发展体系是一个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传统的捐助国享有所有的特权，发展中国家是规则的接受者，中等收入国家则被剥夺了其经济实力所应有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不太依赖美国的中等收入国家来争夺影响力。对于对世界银行感兴趣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因为它是第一个追踪国际开发协会补充资金所有霸权权力过渡的书。

       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关于信托基金的新兴文献。徐提出对信托基金应进行基于权力的解释。假设挑战者国家比霸主拥有更多的扩张性偏好，并且只有在冷战结束后，对霸权的结构性依赖减少时，才能够使用信托基金。在功能主义者看来，当捐助者对政策内容和补充规模的偏好不一致时，就会出现专用资金（Graham 2016）。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显示了核心资源和非核心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徐认为分担负担配额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强调捐助者在权力方面的异质性。

       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这本书只留下很少的没有得到解决的愿望。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中国参与多边发展机构的问题进一步的理论化，接触更多的文献，并根据其他解释对其进行定量检验。

       徐佳君预测，中国应该能够更好地抵抗来自美国的压力，推行独立的政策议程，因为它在结构上不依赖美国。她的分析表明，中国由于感到被排除在关键政策决策之外（由于国际开发协会代表相对于执行委员会的议程设定作用增强），而与其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借款人一起，被迫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收益为国际开发协会预算提供资金。因此，中国决定作为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捐赠者（“代言人”），但缓慢的改革步伐也促使中国向世界银行以外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退出”）。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促使挑战者国家针对当代国际组织的不代表性作出退出发言权的决定。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填补这个空白。特别是，Kastner、Person和Rector（2016年）指出，国际关注的特定问题的战略背景会影响提升大国弥补明显缺乏影响力的战略方针。以中国为例，它们表明，如果外部选择相对较差，中国将投资于现有政权，但如果其外部选择有价值，或者中国不是维持政权的必要参与者，那么搭便车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此外，Güven（2016）分析了世界银行中七个重要中等收入国家贷款概况的演变，发现在现有任务和治理结构内可能进行重大业务调整的情况下，多极化多边主义难题可以得到部分的缓解。

       全球经济治理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因此这本书不能整合该领域最新的贡献，也包括关于信托基金的新兴文献。徐解释了捐助国如何分配发展资金的财政负担，但却错过了扩大其分析范围，将专项资金纳入负担分担机制之外的机会。这本书本可以更明确地提请注意核心资源与信托基金之间负担准则的复杂关系。             

       虽然徐只关注作为外部选择的正式机构，但最近的文献注意到非政府机构的使用越来越多（Stone 2011；Vabulas and Snidal 2013 Westerwinter 2016），尤其是新兴大国中(Dreher et al. 2009; Kilby 2013;Stone 2013)。最近著作也强调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Kahler2015；Kaya 2016）。在谈到多边贷款的国内政治时，徐没有考虑到国内机构和强大利益集团影响成员国政策立场（Voeten 2001；Kersting and Kilby 2016）。最近研究深化对了负担分担概念的分析，并发展了统计检验（Reinsberg et al，2017）。             

       这本书的发现是基于世界银行细致的档案工作以及对工作人员和捐助代表的大量采访。定性方法可以追踪影响机制，但不能产生可概括的结果，而且相互竞争的相对重要性解释只能在定量框架中进行检验。对所提出的论点进行定量检验似乎并非遥不可及。比较容易衡量的变量是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外部威胁和结构性依赖，其他变量难以衡量，但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填补这些空白。这本书为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参考。

（完）

文章来源：《超越美国霸权的国际发展：世界银行影响力的争夺》，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7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章已于2020-10-1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