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公告
赞助单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经济学一代宗师，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新中国最有影响的100名经济学家之一、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培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1月23日14时在武汉不幸逝世，享年98岁。
张培刚先生
张培刚先生属于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历经磨难、力求民族生存和发展时代成长起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亲身体会了传统农业劳动的艰辛，中国农民生活的困苦。在他幼年时期，就萌发了“救国图存、振兴中华”的志向。他毕生奋斗的学术理想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
张培刚先生是我国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在长达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有：（1）创立了系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2）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为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3）率先倡导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普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张培刚先生一贯注重社会调查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镇和农村，在此期间相继撰写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和《中国粮食经济》等著作，发表了40多篇论文。这一时期他关于农村经济的系统调查研究，为后来创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张培刚先生治学严谨、毕生致力于理论创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张先生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学者。张先生的老师、早年哈佛经济学博士、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说：“当时，我获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我终于看到了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学论文最高奖获得者的行列。”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对此曾评价道：“张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和萨谬尔森(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博士论文获得相同的该校论文奖，而萨谬尔森由于自己的那篇论文而成名，甚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该论文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译本于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该书是国际上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先生在该书中提出：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之间、以及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三重关系。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发展中国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他不仅为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生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在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他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上撰文“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主张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全面的、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他提出：新型发展经济学应拓宽研究范围，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重点；改进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探根溯源，从经济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的综合分析；把体制转轨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根据这一设想，他率全国众多青年学子，完成著作《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修订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张培刚先生学术思想与时俱进，注重学以致用。改革开放以后，他和一些学界同仁率先将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到我国。1978年，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约，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集）的编撰工作，主编了其中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1979年，又赴北京参加由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中央机关负责干部和广大经济工作者举办的“国外经济学讲座”讲授“微观经济分析”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与厉以宁教授先后合著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书籍，对于当时我国普及和传播市场经济知识、转变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发挥了先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的“牛肚子”理论，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中部崛起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意义。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培刚先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一生教书育人，注重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遍布海内外，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1946年回国后，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培养了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巴曙松、李佐军等一批知名中青年学者，以及一大批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
张培刚先生一生始终充满爱国主义情怀。解放前两度回国，共赴国难。当他有机会选择金钱、地位、荣誉时，他都义无反顾地舍弃了，爱国与求真始终成为老先生人生道路的主旋律。先生常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张培刚先生一生执着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在联合国工作时期，受到了海外地下共产党的影响，充满了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然而，在当时极“左”的大环境下，由于他的海外留学背景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被长期拒之门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他的执着，最终成为中共党员。事实证明，他确实是我们党员队伍中不图名、不图利的楷模，是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张培刚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学术上，他严于律己，不墨守成规，提倡勇于创新、追求真理，重视知识更新；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宽厚待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充满乐观。面对一生坎坷，他的总结是“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张培刚先生高度重视学术的传承与创新，十分希望他所开创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在他的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由社会各界和他的众多学生们共同资助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以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并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奖励了一批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海内外学者，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谭崇台、吴敬琏、刘遵义、蔡昉、姚洋、胡必亮、德怀特-帕金斯、李实、卢锋、张军等一批知名学者先后荣获此奖。该奖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奖项，逐渐产生国际影响。“张培刚基金会”和“张培刚奖”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培刚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60年，奉献了毕生心血。他对华中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怀有深厚的情怀。早在建校之初，张先生和查谦、朱九思等开拓者一起，为华中大的创建呕心沥血，他们以发展的眼光、前瞻性地选择喻家山作为校址，正是他们大胆规划、棋盘式铺展建设，使得当年的荒芜之地成为现在的森林式大学。张先生以他经济学家的精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学校基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在文革期间，尽管身处逆境，仍乐观豁达，勤恳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张培刚先生得以重返阔别30年之久的学术界，尽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奋蹄 ”的精神，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带领一批又一批老师积极奋斗、努力建设，使我校经济学科迅速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并率先将我校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建设成国家重点学科，成为我校文科专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范，为学校从单科到综合性发展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表彰他的突出贡献，学校于
张培刚先生的一生，爱国不甘为人后，求知立志作人先，穷而弥坚，不堕青云之志。始终以一颗赤子爱国之心，执着追求他的学术，追寻他的经世济民梦想。尽管道路坎坷，他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不后悔！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已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成为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他的大爱无言的爱国情操，淡泊名利的学人风骨，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高屋建瓴的学术造诣、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提携后辈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今巨星陨落，苍山含悲，碧水呜咽！
张培刚先生的一生，是爱国无悔的一生，是献身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生，是献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一生。他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堪称一代楷模！张培刚先生的与世长辞，使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教育界痛失了一代宗师，使华中科技大学痛失了一位可爱可敬的长者和导师。他的英名，将永留经济学的史册，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张培刚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