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经过“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评审会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并经过公示，有6篇论著获得了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本文向读者介绍洪银兴、任保平的获奖论著《新时代发展经济学》导论。敬请阅读。
该书通过聚焦中国经济发展这一重大经济现象，系统全面梳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重点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在诸多方面取得成绩和经验，为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构建做出了重要的探索性的创新，在此基础上，该书还通过总结、提炼中国发展经验，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理论指导，并进一步探索了开启现代化进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一般化规律。
以下为《新时代发展经济学》全书导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构新时代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对象的系统性经济学说。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则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对象。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已有的发展经济学针对处于贫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问题。中国已经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也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本书所阐述的新时代发展经济学实际上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刚刚取得独立的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问题，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起飞是进入成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从落后状态发展到现代化状态的规律性。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因为已有的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成熟规范的经济为背景的，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这种经济学不能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发展有特殊的规律性，特别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发展问题，所以由此就产生了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以发展为宗旨的发展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有两类：一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独立的国家。虽然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但各个国家所面对的不发展状况是相同的，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也有共同之处。在发展问题上，各个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同的问题、相同的经验教训、相同的发展目标、相同的规律性。因此有可能形成某些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所适用的一般理论。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中可以发现，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走出了低收入发展阶段，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区分为低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和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相应的发展理论也应该有所不同。
发展经济学建立之初是以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实现起飞的经济学。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脱胎而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对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例如以高积累、高投资率支持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城市化，工业化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经济发展。发展生产力，一方面靠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这方面的理论由政治经济学提供，突出的是改革。另一方面是根据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发展生产力，突出的是遵循规律的发展。揭示这种规律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的发展经济学。
本书之所以称为新时代发展经济学，主要有以下两个“新"：第一是新范式。已有的发展经济学虽然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但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所写，并且是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为发展样板的。本书则是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虽然也会用到部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但是以中国发展问题为导向讲中国故事。第二是新时代。已有的发展经济学都是针对处于贫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其摆脱贫困问题。本书所要研究的是摆脱贫困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尤其注重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以后的发展问题，即现代化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所阐述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的发展经济学。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国际化。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相应的现代化建设的大幕已经开启。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经济理论，因此，研究并总结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就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设的重要使命。
本书所要阐述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阐述中国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当然更多的是对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进行理论说明。第二，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并阐述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为起点的经济发展（现代化）道路，这需要发展理论的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甚至是中上等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等收入陷阱"。现实中的拉美国家早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却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式问题。发展水平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但发展方式仍然停留在低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二是发展目标问题。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人民群众所要分享的发展成果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公平分配、健康、教育和环保等方面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不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就是要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论指导。为此，新时代的发展经济学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理论指导。不能把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所采取的那种发展方式延续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仅如此，还要为开启现代化新进程提供理论指导，揭示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这样，指导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就由摆脱贫困的发展经济学转向富裕人民的经济学，由指导经济起飞的经济学转向指导现代化的经济学。
发展理念决定发展理论。为了明确现阶段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重点，需要回顾世界范围内几代发展经济学家的发展观的演变。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于20世纪40-50年代初，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其发展观可以概括为：①发展的重点在GDP的快速增长。②所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明确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函数。十分重视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是把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的必要条件。③侧重工业化对发展的作用。这个发展理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基本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至90年代。以库兹涅茨（Kuznets）、索罗（Solow）、舒尔茨（Schultz）、罗默（Romer）等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和罗马俱乐部的世界末日报告为代表。其发展观可以概括为：①明确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由关注经济增长的数量转向关注长期增长的能力，特别是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作用。②由过去的单纯追求物质要素的投入转到了技术进步和制度要素，人力资本受到重视。③由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转向关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④由侧重工业化转向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
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从21世纪开始，以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s）和世界银行为代表。其发展观可以概括为：①不仅仅是增长速度，而且增长的质量也同样重要，增长的来源和模式影响着发展的效果。②发展意味着增长加变革，变革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有其他目标。③高质量的增长需要有更宽泛的发展标准。例如，减少贫困、分配公平、环境保护，以及增强人的能力和以自由为目标的发展。因此成功的发展政策不仅必须确定实际收入怎样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还必须确定实际收入怎样能够用来实现“发展”中的其他价值。④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杰拉尔德·迈耶（Gerald M.Meier）用图表概括了发展思想的演进，见下图[1]
借鉴上述演进的发展思想，在中国摆脱贫困进入全面小康阶段并且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所要吸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应该与时俱进。低收入国家时期的发展理论能够说明我们过去的发展进程，但不可能完全成为今天经济发展的指导
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对发展观进行了新的概括，这就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2]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我国在进入新时代后研究发展问题必须明确：中国仍然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但需要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这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由追求GDP增长转向追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由“强国”向“富民”的提升。二是让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四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思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重新定位，把握好自身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显然，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根据上述发展观和发展理念的演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本书所要阐述的新时代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依据新发展理念确立的经济发展目标所涉及的内容，以及经济发展目标需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三：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过去作为发展中大国实施赶超战略，以GDP总量增长为导向，以投资为主要拉动力。现在经济发展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发展目标需要由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向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且把GDP总量翻番和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并列，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既要“强国”又要“富民”。第二，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其基本路径是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选择需要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关于富裕人民的研究。谋求人民富裕可说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包含丰富的内容。经济发展到现代阶段，富裕人民不仅涉及加快经济增长问题，还涉及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的问题。目标是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次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按照现代化的时序，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接着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贡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首先，是现代七目标和内涵研究。现代化与全面小康相比，不是简单的数量评价指标上的改变，而是质的提升。这就涉及现代化的目标和参照系的设定以及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的确定。过去现代化以追赶发达国家为目标，现在的要求不只是追赶，还包括部分领域的超越。其次，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现代化进程指的是进入现代增长阶段，大致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最后，开启现代化的行动，就是建议现代化经济体系，涉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城乡体系，区域体系，分配体系，开放体系，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
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理论需要对经济发展方式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和路径做出科学的说明。已有的发展理论说明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内涵。进入新时代所研究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范围更广，要求更高。涉及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需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四大转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由外转内，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相应地需要研究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条件和途径。其次是经济增长由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转变。既要突出消费的基础性拉动作用，又要重视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相互协同。第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相应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需要根据我们当前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研究三次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特别需要研究将建立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经济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相应的技术创新观是实施跟随策略，通过学习和引进，在发达国家之后发展高科技和新产业。现在，我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是平的，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互动。相应的技术创新观就要由过去的跟随转向引领，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起跑线，在某些重点领域实现跨越，在部分领域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由世界科技的跟随者转变为引领者。为此所需要的研究课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创新驱动的内涵和现实形式。创新驱动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第一次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特别要明确创新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其次是研究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技术创新路线图。过去技术创新的源头在企业，现在技术创新的源头转向了来自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学技术的新突破，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就成为研究重点。再次是研究国家新体系建设，特别关注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研究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衔接和集成的机制以及激励创新的制度，重视协同创新研究。最后是研究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创新驱动和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二元结构现代化问题是发展的基本问题。进入新时代，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城镇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发展面对的突出的不平衡问题，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与此相关的协调发展研究课题主要有三：首先是“三农”现代化研究。我国已有的“三农”发展是在“三农”以外解决“三农”问题，即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现在“三农"问题进入了新的起点，需要直面“三农”来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富裕务农农民，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次是城镇化研究。中国曾经创造了不同于其他国家农民进城的就地转移的城镇化模式。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有了新的内容，一方面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是推进人的城镇化，使广大农民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再一方面是要振兴农村的最基层——乡村。最后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我国的二元结构还有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协同发展要求，克服二元结构还有区域协调的内容。其路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重塑经济地理。
由工业文明时代转向生态文明时代是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涉及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领域，目标是解决当代人的发展不影响后代人的福利问题。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后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我国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时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根据绿色发展的理念，生态也是财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不仅迫切，而且复杂。因而研究内容众多，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是研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这种社会的建设不只是生产问题，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多方面的发展模式。第二是研究经济增长的自然极限。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同经济增长是一个相互制约系统，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严重稀缺给经济增长设置了自然界限。对这个界限需要敬畏它，需要解决好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的问题，同时也要通过各种投入和技术进步去增强资源环境对增长的承载力。第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研究。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第四是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研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其国际背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开放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出现反全球化逆流的新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再为开放而开放。根据开放发展的新理念，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有两个重要转型：一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二是开放要同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结合起来。因此，开放理论和政策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研究调整。第一，以出口导向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第二，参与全球化经济由突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向谋求竞争优势。依靠并培育国际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开放效益就成为新的开放战略。第三，引进国外要素的重点由物质要素转向创新要素。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广泛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知识存量。前一时期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的重点转向国际创新要素，特别是高端创新人才，国际合作也重点转向科技合作。第四，对外开放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结合。其中包括外资准入的范围由制造业扩大到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第五，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对外开放需要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涉及金融、外贸、外汇等体制全面开放，涉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等制度性建设。
（八）关于经济制度的研究
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制度。制度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效的发展管理尤为重要。现实中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借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政府强有力的管理取得成功的。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就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在发展中大国推动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与此相关的发展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推动发展的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效结合。例如，经济结构调整，既要依靠市场选择和优胜劣汰，又要靠国家的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再如创新驱动，既要市场导向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又要政府实施重大科学创新计划，建立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其次，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宏观调控在确定经济增长的下限（失业率、收入增长率）和上限（通货膨胀率）的宏观经济合理区间内，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国家不会随意出台刺激或紧缩货币的政策，给市场作用留出更大空间。最后，是完善发展管理，尤其是发展项目的管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面广量大。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大民生工程以及参加国际竞争等重大的发展项目，尽管都由企业来实施，但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管理。国家需要寻求科学而合理的项目评估方法，以保证有限的发展资金取得最大的效益。
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中，发展经济学也在发展中。建立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是个宏大的工程，就目前来说，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体系也有待讨论。本书的作者有志于为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添砖加瓦。尽管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起步较晚，但它起点高。它不仅有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材料可资利用，更重要的是它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有中国发展的许多经验教训作为背景材料。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可以较快地形成和完善起来。
[1] [美]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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