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经过“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评审会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并经过公示，有5篇论著获得了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本文向读者介绍获奖著作《中国农家行为》的作者自述，介绍了idea的形成、编辑的初衷以及书稿内容之简介。敬请阅读。

文/史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一.Idea的形成

　　在一次和朋友谈话的过程中，无意中谈到我在中国农经学科中的地位或影响问题。说实在话，这个主题太大，很难给出答案。但却引发了我对自己研究工作经历的思考。曲指算来，从感知农经到农经知识的学习，从农经问题研究到思想传授，已有三十年（1979-2009）。这么长的时间，我到底对这门学科贡献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好作品可以展示给世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我脑子中存留了很长一阵子。直到今年年初，在和我的学生谈论研究主题时，心中萌发出一个想法，何不将自己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编成一个集子，以供读者品评。遂于当天晚上，把自己发表的所有论文主题全部列出，并精心筛选，列出将要形成集子的几个主题。与此同时，我也将行动计划与中国农业出版社编辑姚红女士进行了沟通，她对书稿的计划完善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原计划一个月工作，可在付诸行动时，三个月还未彻底完成。编辑与修订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因为形势变化，多数章节内容需要结合新形势进行重写。好在到今天，核心部分已全部整理出。现摆在读者面前就是这样一部既保留着历史原貌，又有当下新内容的书稿。

二.编辑的初衷

　　2009年于国家、于自己都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于国家有一个“369”的纪念，即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共和国诞生60周年纪念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于自己有一个“123”的纪念，即博士毕业10周年纪念、参加工作20周年纪念以及通过数学竞赛免试升入高中30周年纪念。在这样一个年份中，作为一名学者，自觉需要做点有价值的东西来满足读者需求才对得起这个年份。本书的整理与出版初衷即基于此。

　　200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度。引发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五四”运动发生在距今90年前的1919年；在这一思想推动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经历三十年的不懈努力，运用城市包围农村模式，通过人们最不愿使用的方式——战争——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脱胎换骨，并于60年前的1949年创立了人民共和国；虽然新生人民共和国在内忧外困的环境下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有大跃进政策的不当带给民众的“自然灾害”（1959-1961）的痛苦，更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带给社会的十年浩劫（1966-1976）的记忆，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在1970年代末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改革开放时代。

　　在1978年岁末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决定》思想的指引下，30年前的1979年中国正式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时代。众所周知，改革的起点在农村，但终点却不在农村，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次改革与60年前的情形似乎有一点相似，同样运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但所选择的方式则不同，改革运用的是一种民众行动逐渐被认可的和平演变方式。从农村经营制度变革入手，实现了民众梦想的生活改善；以市场经济引入为着力点，实现了民众内在活力的激发；以民生问题的关注为转折点，加速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尽管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历了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遇到了19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现实。

　　2009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度。30年前的一次中学生数学竞赛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更把我的成长与改革紧紧地拉在了一起。1979年通过参加全县中学生数学竞赛，我获得了免试进入（襄垣）县一中的机会。由此开始了10年面壁修行（三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研究生）的生活。在这10年中，书本知识是学到了不少，但真正对我人生有较大触动的则是各个阶段的劳动实践，特别是大学期间的田野调查。通过这些活动不仅使我真正体会到圣人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真谛，更使我真正体会到民众力量之伟大。中国农民不仅拥有强壮的体质，更拥有天赋的智慧。他们不仅是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制造者，也是解决者，由此拜农民为师，向农民请教才是寻找“三农”问题解决的突破口。国家的大政看似高深莫测，实则源于民众生活。事实上，脱离了民众生活的大政策能得到很好执行的则少之又少。正是这些来自学校书本和社会实践的知识积累，使我认识到要想把自己的农经研究事业做好，必须时时刻刻想到农民，并把“问政于农”作为自己的工作基点。

　　1989年是我走出校门、进入农门的一个标志，也是我个人有工龄记录的开始。在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综合考察研究所工作10年期间，我通过参与或主持项目的方式先后对农村土地问题、农业投资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以及粮食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我的人生里程碑树立工作，即博士论文《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写作工作。所有这些努力使我对“农民行为是理性的”判断有了一个充分认识，由此从深层次上提出了推动农村面貌改变的政策应当来自农民；实现农民生活改善的原动力只能是农民本身；政府在其间所能做的最大工作就是顺应民心，给农民以宽松的劳动与决策自由。

　　1999年的博士学业完成，不仅标志着我的人生认识境界更上一层楼，还标志着我服务于中国农民的方式将有一个全新的转变。新世纪的江南之行，使我从一个单纯地问政于农的学者走向既问政于农又为人师表的学者的身份转变。由此，我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不再是一种单个人行为，而是由一帮学子与我协作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行为。随着团队力量的不断壮大，我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视角有了明显拓宽，层次有了显著提高。现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就是我江南10年为人师表的结果。

三.总体设计与内容简介

　　书稿原计划从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性、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方向与准则、农家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农家融资行为、农民负担与新农政效应、农民对农村法律规定认知以及农家风险与保障等七个方面进行组织，在实际执行中，作了一个微调，新增中国农家行为三十年，作为第一部分，而将计划中的第一与第二部分合并为一个部分。最后正文定稿仍旧保持七个部分。

　　第一章．本章从制度变迁入手，结合农户收入增长以及结构变迁以及农业生产环境变迁，运用国家农调队的资料与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资料对1978~2007年的中国农家经济行为变迁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在整个三十年的农村变革中，制度变革是农户收入增长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制度变革的动力最初来自农民，但新世纪后政府的引导成为农村变革的主要动力。无论是由农民主力推动的农村改革，还是由政府主力引导的农村改革，农民的行为都是经济理性的。在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结构变迁中，很少有低效率的行为发生。农村经济环境的市场化演进，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与农产品的出售渠道的民营化演进，是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变革的重要基础。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要想使农村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给予农民以更好的自主决策权，在“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中，政府应当对“放活”二字予以高度重视，并在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实践中将其置于首位。家庭经营模式的确是农村制度变迁的关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模式有改革的必要。由此，在新一轮的制度设计中应顺应民心，予以适当考虑。

　　第二章。本章运用22年农户行为的跟踪观察资料，以沿海浙江与内地山西为案例，从家庭经济结构变迁、家庭生产要素流转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等三个视角，在结果进行充分解释的基础上对形成根源做出探索。发现：农户家庭经济结构变迁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家庭生产要素流转也完全服从经济学的效率优先准则。在家庭生命同期规律与理性经济行为准则支配下，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呈加剧化趋势，而导致这一趋势形成的根源有经济学的，也有管理学的，有社会学的，还有政治学的，等等。

　　第三章，本章围绕农户家庭的储蓄与借贷行为主题，以典型田野调查为主，结合国家观察点资料，运用一般分析与模型分析技术，对农户的储蓄与借贷行为从典型统计分析到计量分析进行描述。发现：农家的储蓄行为是一种预防性行为，农家的借贷行为则是一种以“两情”（亲情和友情）为基础的熟人圈融资行为。农家的民间借贷活动逐渐频繁，并由生存性消费借贷向发展性生产借贷转化；农村传统的“道义金融”正向市场“契约金融”转变。在运用模型技术对中国农家储蓄问题进行研究中，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且为正值；文化是解释区域间储蓄率差异形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分布假说被拒绝，相反“U”型分布被发现；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值时， 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

　　第四章，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放劳动，给农民以劳动自由。本章以典型的田野调查为主，从农民进镇的意愿与动因、外出就业的歧视与遭遇、职业选择与外出活动、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与障碍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的就业行为进行实证。发现：无论是上世纪的 “民工潮”形成，还是本世纪的“民工荒”出现，都是农民争取劳动自由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整个长达20年（1984-2003）外出就业过程中，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同时也饱尝了外出就业的艰难与辛酸。面对外出就业的风险与歧视，他们依然初衷不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的劳动环境改善还不到位。特别是改革中决策层对农民承诺的不当认识，使农村滋生出多种苛捐杂税，正是这些税赋硬把农民从农村逼了出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开启，中央政府出台了包括农村税费合并、农业税减免、农业税取消、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购买补贴、种植用生产资料购买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在内的一系列农业新政策，农村就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由此在中国城市持续了近20年的“民工潮”在农村环境改善后演变为一种谁都不期望发生的“民工荒”。中国农民就业行为的这种转换完全合乎理性经济人假说。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五章，本章以“新农政效应”为主题，运用田野调查资料，从农村试行“费改税”开始，对新世纪整个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与农民的反应从点到面，从一次调查到数次综合，从简单统计分析到计量模型进行综合展示。发现：无论是简单的费改税试点，还是综合的新农村建设，农民给予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对农民增收的直接贡献是非常有限的，仅相当于一副“药引子”作用，但离开了这副价值不太高的“药引子”，即使农民付出双倍努力，也难以取得目前的效果。由此，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新农政中，政府不仅要关注“多予”与“少取”，更应关注“放活”。要知道，“放活”才是整个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灵魂所在。离开了“放活”，即使政府再“多予”，再“少取”，也很难能实现农民增收与国家粮食安全这两大目标。

　　第六章，本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首先对法制化进程中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民行为不仅受农村政策法规左右，而且受传统习惯支配。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行的农村社会中，农民更偏好非正式制度处理有关矛盾和问题。其次，以农村土地权属为例，对农民的认知与法律的规定进行了比对。发现：农村土地权属问题看似一个显问题，实质不然。调查显示，样本农民对农村土地权属的认同以“国家所有”为主。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农民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高度关注。他们的“明知故犯”式的矛盾选择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也是符合理性行为准则的。农村土地权属法律界定的模糊化与实践操作的国家意志化是导致样本农民做出这一“明知故犯”结果的根本动因。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有了不小进步，但在实践中，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并没有真正兑现过，土地所有者从未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获得过任何收益，国土资源管理机构或政府才是农村集体土地真正的代言人，这不仅是农民这一土地主人的悲哀，更是中国政府推进法制化进程的悲哀。由此可见，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国家的法律规定固然重要，实践操作更重要。最后，以博弈论为指导，以农村征地制度为对象，对征地制度的保障作用进行了理论探讨，结果发现：现有征地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根本不会对农民利益给予保障。由此建议：在条件成熟时从《宪法》层次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结束单一国家征地制度，政府放弃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退出土地交易过程，恢复其市场性这一本来面目，政府以税收等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管理。

　　第七章，本章首先运用田野调查，对农家风险与保障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保险作为一种风险分摊的社会保障模式已引起农民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传统的风险分摊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下，农民非常重视并选择保险来化解家庭风险，但实际行动明显滞后于认识。其次运用国家观察点资料，对农民保障方式进行分析，发现：在传统保障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出现“养子难防老”、“邻里难借贷”、“亲情疏远化”等情况下，农民保障走向商业保险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当然，政府的系列惠农支持政策，对农民保障模式商业化转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因而，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基本具备，从而促进了农民生活保障方式的嬗变，从传统保障向商业保险转移，农民的保险费支出增加，保险面也逐步提高。最后，从农业生产角度，对农家农业保险与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解决农业保险市场缺失的一种重要途径，而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必须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且农业保险的保障品种需要分层。

　　最后是本书的附录，包括作者的处女作、论著名录以及我的三十年等三个部分，意在纪念作者的“123”。当然，也是对国家的“369”的一个贺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