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经过“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评审会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并经过公示，有5篇论著获得了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本文向读者介绍获奖著作《失衡与再平衡：塑造全球治理新框架》的相关文章评述：《全球治理新框架的经济学哲理——评李杨等著〈失衡与再平衡〉》。敬请阅读。 

文/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李扬研究员和张晓晶研究院的最新力作《失衡与再平衡》（以下简称《再平衡》）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2013年12月出版。看到老友又出新书，自然高兴；仔细阅读全文，更添颇多感触。因撰此文，向读者推荐此书，并将点滴体会与读者分享。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将危机的根源归诸“全球经济失衡”。其内在逻辑是，危机固然因美国长期逆差引发，但是，广大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对美存在长期贸易顺差，也难辞其咎。2005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即将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面对各国对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和国内储蓄率下降的责难时，就曾冷冷地反问道：美国固然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国内储蓄率确实也在下降，那么，你们中的一些国家为什么存在长期贸易顺差，且储蓄率不断上升呢？据说，面对格老的辩解，与会者时语塞，竟无人出面回应。

       分析起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生产的货物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输送给了发达经济体使用，并导致那里的物价长期稳定在很低的水平上。反转来，新兴经济体又将贸易顺差所得用于购买美元及其他国际储备货币定值的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券的方式“回流”给这些发达经济体，同时还承着美元贬值等汇率风险。因此，全面地看，广大新兴经济体并没有从国际贸易的顺全差中获得真正的利益，理所当然地，他们并不接受“全球经济失衡引致金融危机”的说法。然而，2008年以后，发达经济体在各种全球治理平台上，运用种种手段，压迫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调整贸易政策，开放国内市场，却丝毫不去反思其对外长期贸易逆差、对内长期纵容负债消费的扭曲政策。这种状况不，仅颠倒了是非，而且延宕了危机的恢复。

       我的专业不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方面，因而，作为经济学家，我一直希望能看到从理论上深入剖析“全球经济失衡论”，指出其逻辑谬误及对策偏颇的系统分析。然而。遗憾的是，几年来，国内外讨论危机的著作确实出了不少，但能切中要害者，实属鲜见。正因如此，当我读到《再平衡》时，隐隐中颇有点“终于来了”的兴奋感。这部书纵跨300多年历史（从黄金货币到信用货币），全面涵盖了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综合了国际分工、科技进步、劳动力流动、储蓄/投资格局变化、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次变化，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以宽阔、多维和复合的视角，鞭辟入里地分析和解释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成因，既强调“黄金货币出现并成为国际交易和支付手段之后，失衡便有了可能”，又明确指出了西方经济学仅局限于“没有货币介人的“纯”实体经济体系”分析的内生缺陷。总之，《再平衡》是我国在此领域研究中的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论著。

       经济学是探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由此，就有了“道”和“术”的统性问题。“道”乃内在规律、内在机理和内在趋势；“术”乃论证技巧、验证模型和表述方式等。要厘清“道”，首先需要概念和原理的清晰界定。《再平衡》一书从“失衡”的“衡”义人手，精当且细致地探讨了“平衡”与“均衡”的关系；在“均衡”概念之下，又概要地分析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非瓦尔拉斯均衡，精准地指出了非瓦尔拉斯均衡“强调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出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再平衡》进一步深人探讨了“好的失衡”和“坏的失衡”，强调指出：““好的失衡”是国在个较长时期内配置消费和投资的最优决策，例如，经常项目逆差可以是动态的前瞻性储蓄投资决策的最优化结果。这种失衡非但无害，而且还可达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效果”。在这些分析中，作者思路犹如行云流水、丝丝相扣，一方面跳出了“失衡”与“均衡”之间非此即彼的逻辑陷阱，独辟新径地在“失衡”现象中作出“好”与“坏”的分野，强调问题的核心在于“失衡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不囿于“术”的表象性，在规范分析中求“道”，揭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和“从可持续到不可持续转换的轨迹”。对此，《再平衡》的作者深刻指出：“科学的分析路径需要我们遵循“抽象—具体”的逻辑，即抽象出某种“纯正”状态，全面分析其基本特征，然后渐次增加现实因素，逐渐逼近现实状态。但是，倘若我们赖以出发的理论基础在现实中甚至很难找到其近似状态，我们便有理由怀疑，经典教科书提供的理论模型可能并未触及现实问题的主要方面，其抽象过程存在缺陷。

       求“道”需要弄清为谁问题，即存在价值观或价值取向。从全球经济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出发，以历史为线索，以全球分工和全球储备货币发展的平行脉络展开分析，《再平衡》的作者揭示了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的危机爆发的必然性，解释了2007年以后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机理，即“掌握主要储备货币供应的国家，将以他为一方的全球失衡稳定一段相当长时期；一旦其储备货币地位受到挑战，失衡便几乎立即演变为全球大危机”。显然，美元引致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此轮危机的根源所在。与此对比，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不仅有贼喊捉贼之嫌，而且暗涵着进一步提高占有发展中国家市场份额的期待。如果照此逻辑来治理全球经济失衡，非但达不到他们所希冀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且南辕北辙，将加剧全球经济坏的失衡趋势。在这进一步恶化的过程中，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加深刻的来自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冲击。

       经济学属于应用之学。有的放矢是经济研究的一个最基本要求，也是求道的最基本目的。经济学中的哲理性带有明显的思辨特点，但《再平衡》作者并没有将它们演化为一种玄学式的游戏，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扎实地落脚到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面对年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他们强调：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全球经济呈现出两个重要的趋势性转变，这可能会使得此次危机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格局的开端”。在这些趋势性转变中，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机遇。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期和产业转型期，这将有利于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人上升期“和世界经济处于“治理机制变革期”，中国既可以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可以努力增强全球治理的参与能力。中国能否抓住这样的机遇，从而在全球达成新均衡的过程中确立自身地位，其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成功实现转型、经济结构能否得到有效调整、经济效率能否持续提升和经济质量能否有效提高。这种认识恰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合。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再平衡》清晰地告诉我们，建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工作已经在展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到“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系列谈判，加上2013年10月31日以美联储为首的六国发达经济体央行宣布它们之间的货币互换将长期、无限和多边化，都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为了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他们正结成新的“神圣同盟”，力图在WTO和IMF之外树立新规。在此新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该如何应对、如何在构建这一新框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提高自己的博弈能力？这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既富挑战又富有机遇性的课题。我以为，若要寻求答案，就应当将《再平衡》认真读一读。

（责任编辑：晓喻）（校对：曹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