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主席先生

　　各位专家教授

　　非常感谢您们给我这个殊荣，荣誉应当首先属于我的恩师——张培刚教授。

　　我是培刚师回武大任教后第二届学生，1947年夏考入武大后，张老师亲自给我们讲授《经济学原理》这一基础课程，当时用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班享所著的教材，其中主要介绍了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当时欧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为我们学习经济学专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学界完全中断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取而代之。直到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主要采用国内高校自己编写的教材(如北方本、南方本、教委本等)。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高校经济学教学必需抓好三门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二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第三就是发展经济学，因为这是密切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经济学科，这个思路是我到美国讲学时形成的。

　　1986年下学期，我应美籍华裔著名学者何国梁教授之邀，赴美国西密西根大学讲学，恰好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来讲学，我们在一起参加过人力资本问题的讨论，当我递名片给他时，起初他爱理不理的，当他问我来自何处时，我说来自中国，他马上就问：“你认识培刚•张教授吗？”我说：“他是我的大学老师”，于是他再次握着我的手，打听培刚•张教授的情况，我把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他深有感慨地说：“培刚•张教授是哈佛毕业的著名学者，他的博士论文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并获“威尔士奖金”，我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在该文内容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1986年12月我在西密西根大学讲学结束后，专程去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受到该校经济学系热情接待，系办主任玛丽女士亲自陪同我参观该系的图书资料室，将珍藏的《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载有培刚师的博士论文翻给我看，并愤愤不平地说：“这篇博士论文本来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却被刘易斯他们拿去了。”

　　1987年初我从美国归来，利用寒假期间重新拜读了培刚师送给我的大作《农业与工业化》中译本(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从而加深了我对该书的认识与体会，的确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80年代末，我先后拜读了培刚师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经济研究》1989年6期)和《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家》1989年6期)两文，进入90年代初又拜读了培刚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从而使我萌发了编写《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愿望。

　　1997年国家教委召开全国高校经济学科“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编写会议，我申报了编写《中国发展经济学》这一课题，在张培刚和谭崇台两位老师的指导下，用两年的时间，写成了《中国发展经济学》一书，199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后被改编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1年底由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被评为陕西省高校教学优秀教材特等奖。此外，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我们还编写出版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系列丛书”12本，主要是为西部大开发献言献策，如《历史与希望——西北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两个决定”与陕西经济发展》、《突破口——陕西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策、论证》、《中国历代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西部大开发40条》、《中国西部经济发展论丛》、《西部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等。

　　培刚师、主席先生、各位专家，我们在过去10年中虽然对发展经济学作过一些研究，但仍是不深不透，在今后的三年中，我们将进一步修改补充《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教材，修订《中国发展经济学》并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上发行，并拟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作为对《农业与工业化》问世60周年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