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经过“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评审会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并经过公示，有3篇著作获得了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本文向读者介绍获奖作品《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的成果简介。敬请阅读。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批准号为99BJL026），最终成果为同名论文集。
该成果共包括6个部分，在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下，阐述了政府的发展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的自生能力、经济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和经济绩效的理论逻辑，还试图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检验这一理论逻辑的各种推论。
第一部分。共有4篇文章组成，主要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论述和验证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经济绩效影响的假说。第1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且利用1970到1992的跨国数据检验了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若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会减低经济发展速度，而使经济发展水平难于向发达国家收敛。第2篇文章利用1978—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的资料，从另一侧面来检验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如果遵循比较优势，那么初始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可以获得更快的劳均GDP增长速度；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会使劳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速度。第3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农村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的耕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其过去集体化所带来的相对较好的农村基础设施上；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在过去20年所实行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中国放弃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让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第4篇文章以1978至1997跨省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数据，进一步检验了发展战略对一个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其结果进一步证实：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企业技术结构的最优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禀赋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
第二部分。也有4篇文章组成，专门论述和检验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机制，并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第1篇文章和第2篇文章（第2篇文章数学模型化了第1篇文章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预算软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提出了新的解释：在上述经济中，政府经常给予企业赋加了非经济的政策性负担，包括由于赶超战略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负担和要企业承担冗员或职工养老的社会性负担。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所以政府必须给予企业事先的保护或补贴，如果不够，还必须给予事后的补偿。由于激励不相容，企业会把经营性亏损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无法区分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只好把企业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承担起来，致使企业有了预算软约束。第3篇文章研究表明，在中国和其它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企业利润并不能给所有者提供企业经理人员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为它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使得市场竞争能提供关于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然后才有可能使经理人员行为与国家的激励相一致。第4篇文章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预算软约束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政策性负担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主要来源，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剥离政策性负担的理论假说。
第三部分。共有4篇文章组成，以实证资料检验了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和转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1篇文章在分析1970到1992年间36个国家的跨国数据的基础上得出，只有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才能兼顾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和效率。第2篇文章对中国经济改革前后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和趋势做出了比较准确的描述，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细致的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越来越表现在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差距上。第3篇文章用全国各个省区市1978-1999年期间的数据来检验发展战略对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赶超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充分摆脱赶超战略的影响，因此，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较差，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因此逐渐扩大。
在文献中，缺少一种学说，能够同时在逻辑上解释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增长收敛的趋势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性，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为什么会在改革的中后期不断拉大等。第4篇文章试图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给上述诸现象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同时，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分析1978-1997年间跨省的时间系列数据，得出的结果则再度支持了政府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影响一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的假说。
第四部分。共3篇文章组成，分别检验了金融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假说，并讨论了发展战略的选择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所起的作用。第1篇文章利用61个国家1990－1993年的跨国数据对影响银行业结构的各种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果是，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对银行业的结构，乃至整个信贷市场的结构有显著的影响。第2篇文章认为，如果银行结构、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内容和要求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起阻碍作用。利用1980－1992跨国的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假设。第3篇文章通过对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和经济体的经验考察和理论分析，阐明一国的经济结构是否符合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仅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还直接影响着该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其中包括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所以，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调整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其更加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第五部分，共有3篇文章组成，探讨经济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第1篇文章从分析计划经济的逻辑起点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论证，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成功，而主流经济学界主张的激进改革为什么失败。文章指出经济中具体的改革设计和改革顺序应该是“诱导性”的，而不是“强加性”的。第2篇文章利用1970—1993年间、中国省一级的数据作了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各省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改革、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和资本积累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3篇对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以及转型提出了三个可检验假说：（1）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在较长时间里的经济增长绩效会比较差；（2）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区段里经济较为不稳定；（3）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进入得越多，整体经济增长绩效就会越好。在此基础上，并用1962—1999年间103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对上述三个假说进行了检验，所得到的结果与假说的预测一致。
第六部分，其主要内容与该成果的学术价值有关，因此在下一部分说明。
自马歇尔在19世纪末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以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存在于市场中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具有正常的经营管理，企业就能获得市场尚能够接受的利润率作为暗含的前提。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赶超战略，因为违反了比较优势，所以作为这种赶超发展战略载体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样的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经营管理，亦不能预期这样的企业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因此，为了维持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生存，只能靠行政干预，给予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市场垄断地位，并用行政手段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等，且把这些价格受到扭曲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直接配置到这些企业。同时，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为了防止企业管理者侵蚀企业所有者的利益，或是为了保证企业会按照政府推行的赶超战略来作投资决策，政府只好对企业的微观管理进行了许多干预。因此，在赶超战略下，必然资源配置不当、微观激励不足，经济总体发展绩效差。
本书第6部分的《自生能力、经济转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指出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的赶超战略而存在大量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为了支持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许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属于扭曲的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的。如果忽视了这些制度安排的内生性，经济改革和转型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可能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局面。既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那么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这些国家的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变量来考虑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也就是说，自生能力的概念的提出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指出了道路，也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正是本书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仍然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存在威胁。比如，如果政策性负担依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摆脱责任，预算软约束不会消失，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带来整个经济绩效的恶化。又如，因为我国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充分摆脱赶超战略的影响，所以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较差，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因此逐渐扩大，如果中西部还进行赶超，大力发展重工业，那么地区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到赶超战略是产生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真正根源，才能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该研究成果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提出了一套内部逻辑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也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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