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张老早期执教弟子

鞠立新

经济学大师张培刚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广为人知的，但生活中的张老是怎样的呢？

近日，笔者采访了一些张老先生早年执教的弟子。通过他们的回顾与追忆，一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更近距离地走进大师的世界。      

张老早期执教的弟子们把与大师相处经历“重聚”在一起，时间的河流似乎也定格在某一瞬间。透过他们心灵深处珍藏的点点滴滴，张老的音容笑貌逐渐在我们脑海中清晰浮现，一代宗师张培刚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爱国：你的研究能为国家服务什么？

“你的研究能为国家服务什么？”这是张培刚先生给早期执教弟子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张老在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之后他于1949年初辞去联合国职务，又婉言谢绝导师布莱克和厄谢尔教授要他回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我国的教育事业。爱国成为老先生人生道路的主旋律，他心系祖国的情怀也耳濡目染地感染着身边的弟子们。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张老常说的一句话：“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使国家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使国家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让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张老带过的82级研究生，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张军扩告诉笔者，他仍清晰地记得，在一次理论探讨中，张老曾经问过他：“你们的研究能为国家服务什么？”后来张老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和同学们，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就需要去读原著，去了解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其次，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这就需要知晓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在张老的点拨下，张军扩和同学们把凯恩斯的《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著拿去影印，掀起读原著的热潮。在张老的影响下，张军扩养成了阅读国内报刊的习惯。他还记得，当时他和同学们都很关注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围绕报道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张老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张老告诉他们，只有用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去服务国家，这些理论才能得到发展。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慢慢感悟到，张老毕生致力于中国的经济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巨大推动力，来源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张老的91级研究生，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巴曙松介绍，当年他们进校的时候，学校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张老就在资料室里给他们上课。资料室一分为二，中间由一个书柜挡着，一边做教室，一边做资料室。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张老带领一批老师们一步步地将学校建起来并带动学科成长，为此他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在张老耳濡目染的带动下，弟子们深深感受到了张老放弃金钱、地位、荣誉选择，对国家当仁不让的那份使命感。巴曙松感慨地说：“张老给我们树立了一种追求，也让我们在人格上形成自我约束。尽管人到中年很容易懈怠，但当我想起张老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能始终如一地向前时，就不敢懈怠了。”

“我当了张老三十年的学生，定期备课向张老汇报相关经济情况，成了我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从80年开始，便在张老指导之下进行经济研究的湖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陈文科坦言。陈文科深有感触地说，张老忧国忧民，即使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也非常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研究状况。陈文科介绍，一直以来，他和湖北省社科院廖丹清教授每两个月就要去见张老。与张老交流的时间一般为两个小时，其中一个小时谈经济学理论问题，另一个小时谈国家大事。张老每次在与他们讨论时都会提问题，令他们感到收获颇丰，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因此每次在探望张老前，都要做足功课，提前备考。

严谨：不要做没有调查和思考的判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学术，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要持之有据。不要做没有调查和思考的判断。”这是张培刚先生在指导弟子们时常强调的话。张培刚先生一贯注重社会调查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镇和农村，在此期间相继撰写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年）和《中国粮食经济》（手稿，1940-1941年）等著作，发表了40多篇论文。这一时期他关于农村经济的系统调查研究，为后来创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张老治学严谨和毕生致力于理论创新的态度，使他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立了系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为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率先倡导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普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做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所掌握的数据资料。” 张老的96级硕士、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梅松，怀着缅怀的心情回忆着先生指导他写论文时说过的话。梅松当时攻读的是在职硕士，张老对他说：“你当我的学生，就要下功夫真学。不能抱着为一纸文凭来学习的态度，我坚决不当‘水军’都督。” 2000年，成为张老全职博士的梅松，进一步得到张老的悉心指导。梅松感慨万千地告诉笔者，他把做好的《中国世界工厂的研究》博士论文交给张老后，年近九十高龄的他逐字逐句看完后，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并嘱咐他：“你这个论文题目不错，但要做好这个论文还需要你考虑外部经济问题，要多关注国际交流活动信息，世界工厂是由于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而形成的。同时，你一定要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所掌握的数据资料。”听了张老诚恳的话，看了张老的批语，我感动万分，佩服和心疼老师的同时，愧疚自己考虑不周。因为我当时打的字很小，但张老却仍一丝不苟地修改好了论文。因此，张老对我的影响不仅是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为人处事的道理。”

巴曙松告诉笔者，他参与编辑、翻译、整理《张培刚经济论文选》的部分工作中，真正见识到了张老对文献推敲的严谨、搜集资料的细致，以及翻译过程中的缜密。这些对他的触动和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张老在治学中特别注重调查和生活实践，注重历史、经验、逻辑结合的方法。如今巴曙松虽然做的是金融方面的研究，但他常把金融现象用这个角度去考察，他发现结论会更厚重。他记得，张老曾告诉他们，很多理论判断是一种在现场的知识，很难通过书本来传递的。因此，张老让弟子们多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即考虑在真实的经济运行中，你做的研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它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它的完整逻辑如何？复原这些问题后，再去找其背后的逻辑，再去做理论的提升。另外，张老还强调让他们要拥有国际视野，始终保持对国际前沿的高度关注。为此，张老经常请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到学校来讲学，同时，也有很多慕名学者来拜访他。每当这时，张老就让弟子们参与交流活动，丰富他们的视野。

张老的81级研究生、现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对笔者说，张老学术思想与时俱进，注重学以致用，对他的影响是一生的。1983年，张燕生陪同张老师参加昆明的中华经济学术研究年会，致力于理论创新的张老在会上，阐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文观点。论文指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应该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张燕生告诉笔者：“张老富有前瞻性的阐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要像老师一样一辈子专注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在张老的影响下，我从毕业到现在都始终在做经济发展领域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政策、战略研究及国际投资的金融理论、战略研究。”

传承：做学术要有耐心  进步是需要过程的

“做学术要有耐心，进步是需要过程的。”这是张培刚先生在指导弟子时，常说的一句鼓励弟子们的话。张老非常注重言传身教、师风垂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如早年有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巴曙松、李佐军等。还有一大批在政界和实业界活跃的精英。作为杰出的经济学教育家，张培刚教授为中国经济学事业发展呕心沥血、栉风沐雨，倾注了毕生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写文章要有思想有观点，不能光有文字，辞藻的堆砌是没有用的。”张老的88级研究生，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建华一生都不会忘记张老手把手指导他时说过的话。1995年，张建华和张老合写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论文。经过与张老反复交流后，他交了初稿。当收到张老的修改稿时，他惊呆了：先生从头到尾改了一遍，满篇都是红字。张老不但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修改，而且从文章的结构甚至字词句的用法都进行了推敲，还谆谆告诫他，写文章要有思想有观点，不能光有文字，辞藻的堆砌是没有用的。张老指出：“词的使用也要讲究，‘的’‘地’的使用都不能疏忽。”在与张老学习过程中，身为工科生的张建华开始写东西时，不是很得心应手。张老便鼓励他，做学术要有耐心，进步是需要过程的。张老曾耐心地帮张建华分析：“写文章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提笔千斤重，没有办法往下写。是因为你的积累不够。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下笔万言书，这也不好，文章有必要写那么长吗？最关键的是你能够到达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下笔如有神，能够真正抓住文章要领。”

“你在做研究和工作中，一定要关注工农大众的经济问题。”这是张老在给他的82级研究生、现任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郑志耿信中常提到的一句话。郑志耿告诉笔者，张老对弟子们是手把手地带。而且，张老对他们的指导是终身的，即使弟子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了，张老也会时刻牵挂他们。郑志耿记得，他在1985年5月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效率评估的文章，张老看了文章后很高兴，鼓励他接着做学问。有过知青经历的郑志耿，最终选择了回浙江省政府工作。不过张老对他的指导始终没有间断，指导方式就是书信往来。后来郑志耿在浙大读了博士，张老还亲自参与了他的博士论文评选工作。给郑志耿印象最深的就是张老常嘱咐他：“一定要关心工农大众，只有这样，你的经济发展研究才有价值。”

张燕生给笔者讲述了一个张老传承的小故事：为了开阔他们的视野，张老请了一些世界学者来讲学，其中邹志庄老师给他们讲计量经济学。邹老师长期在英国生活，写的英文是“花”体，一堂课下来，老师讲得很辛苦，他们却好似在听天书。看到他们懵懂的样子，张老亲自把黑板上的“花”体板书一笔一划地重写了一遍，并一字一句的解释那些经济学概念。他告诉这些学者们：“这些学生被文革耽误了十多年，他们很多年不接触英文了，你再用美国人的书写方式写英文，这些孩子就更看不懂了。” 张老率先垂范的做法不仅深深地感染了来讲学的学者们，更在同学们心中打下了一个深刻烙印。

达观：看透岂可以全看透 要有所作为

“认真但不能太认真，须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这是宽厚待人的张老，面对坎坷人生时的态度。即使在放牛的日子里，先生也没停止经济学的思考，他提出的“牛肚子”理论，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中部崛起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意义。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张培刚不仅为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生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在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他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上撰文“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主张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建立比较全面的、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据这一设想，他率全国众多青年学子，完成著作《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修订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张培刚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弟子们。

“张老的幽默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他会把很深奥的东西，用轻松、形象的语言讲述出来，这种智慧是很可贵的。张老是位大学者，但他特有的亲和力与平易近人，让我们有幸近距离地感知他的爱和教诲。不过，我们也真的很怕把事做错了，会辜负先生的期望。”张军扩深有体会地告诉笔者。他当年读书的时候，经常帮张老做些绘图、校对等出书时的具体工作。一段时间，张老经常留他在家里吃饭，待他如同父子一般。

张军扩为笔者讲述了两个有趣的小事：一个是“四分之三”油条的故事，另一个是“莲花快步”的故事。那时候流传一个笑话，笑称副教授早餐一般是吃油条加豆浆，教授是吃油条加牛奶。张老便说：“那我每天早上只能吃四分之三根油条加牛奶……如果再多吃四分之一根，就超定量了。”听了张老的话，大家都禁不住笑了。在笑声里，同学们也感受到张老的精确性习惯无处不在。“莲花快步”的故事源于1984年，71岁的张老带着张军扩等几位弟子去安徽调研，闲暇时间他们去爬黄山。张军扩年龄最小，就主动背着大家的包走在前边。他一路小跑，然后再坐下来等先生和师兄们。张老赶上来后，笑着对张军扩说：“你别走在前面，你让我产生压力。你走那么远，我追不上，我心里着急啊，你得跟我们一块走！另外，你跑到前面等着，你休息了，我们还没有休息……”正在疲惫之际，大家都被张先生孩子气的话给逗乐了。在下山时，张老还发明了一种“莲花”快步，可以比较快且轻松下山。他给大家做示范，并告诉大家，莲花快步的声音特点是“哒哒哒哒”而非“砰砰砰砰”……张老的乐观精神给大家带来无比的欢乐。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张老让我们学会了历史、辩证地去看问题，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事情的一些本质。他让我们在思考问题时要学会先沉下去，再跳出来。既要真正搞清楚事情的本质，又要跳出来，这样有利于从全局把握。”张老的86级研究生、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宏祥若有所思地对笔者说。丁宏详认为，透过张老那张笑容可掬的照片，就可以传递出很核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智慧、达观、甚至有些顽皮的老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张老都能笑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呼唤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也提供了很好的沃土。作为张老的弟子理应传承先生的思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能够积极地去应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并达观地对待各种结果。

“张老是位意志坚韧不拔的人，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他仍能保持幽默，这种精神让我感动。”张老的81级研究生、国元证券董事长凤良志感慨万分地对笔者说。他讲述了一件张老面对病魔却仍不忘让大家开心的小故事。1983年初，张老身体不好，住进湖北医学院的第一医院。凤良志和张燕生去探望先生。看到老师在尿道里面插了一个管子，他们面露忧郁之色。看到弟子们的神情，张老很诙谐的用经济学术语说，正常尿道就是计划内的，而这个管子计划外的，这就是双渠道喔。张老为了让他们高兴，忍受着莫大的痛苦说笑的样子让凤良志终生难忘。

2004年，凤良志所在的国元证券公司正处于困难期。一直主抓风险控制的凤良志感到巨大的压力，面对经营困难常常夜不能寐。得知此事后，张老对他说：“良志啊，认真不要太认真，须适时而止；看透且能全看透，须有所作为。”听了老师的话后，凤良志请书法家把这句话写出来并装裱好后，放到办公室里。每当他再遇到困难时，就认真思考张老师这句话。与张老一相比，觉得无论自己受多大的委屈，都不算什么了。张老给他树立了一个楷模标杆，他会告诫自己要挺住，不能自以为看透了这个世界了，就消极。凤良志认为，尽管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也摔了很多的跤，但是我们仍要积极进取。国元证券能有今天，是张老师给他的精神力量。

思索：“后张培刚时代”我们该做些什么？

“‘后张培刚时代’我们该做些什么？”这是在采访中，张老的弟子们不约而同想到的问题。张培刚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的传承与创新，十分希望他所开创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由他的弟子们和社会各界共同资助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以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为宗旨，并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已奖励了一批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海内外学者和作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该奖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奖项，并开始面向海外，逐渐产生国际影响，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德高望重的张老走了，“后张培刚时代”，如何继续高举好发展经济学这面大旗，把张老献身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献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和思想永远地传承下去，这是值得每一位经济学者该认真思索的。

 “我校是1990年国务院第四届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一个点，当时，作为带博士的导师，我有很多情况还不清楚，便经常向老师请教。老师大言无声，他笑一笑，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经常让我参加他的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并手把手地教我评语。老师的教育方式是润物细无声的。” 张老在武汉大学时的老一代学生，现任中南财经大学教授的彭星宇激动地说。他现在也常常以张老带他的方式去带学生，如今，彭星宇一共带了40个博士，还有两个博士后。

 “我和我爱人江丽和都是张老的学生，现在我们正在内蒙古做一个项目，是关于农业地区工业化的，是实践张老师理论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张老的82级研究生、现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的朱彼得对笔者说。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农业的工业化过程。中国有18亿亩耕地，有40亿亩的林地，还有60亿亩草原。他们通过考察发现，现在牧区问题很严重，草在退化，沙漠在进化，环境在恶化。而且多数牧民家庭有债务，他们连生存都困难，还谈什么发展呢？如何将60亿亩的草地用于解决民生、生态、发展问题？能够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把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发展、牧民生计和生活提高问题同步起来呢？他们带着这些思考去做这个项目，现在在进行人工种植牧草，希望在那个农业区域实现一个跨越式发展。他们希望不仅在理论、政策上推进发展，还要在实践中突破瓶颈。他深信，只要坚持张老的理念，去实践、创新，就一定能够将张老的星火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张老师给我们留下两大遗产，一个是他学术上的，还有一个是他为人方面的。还有很多宝贵的资源需要继续挖掘。” 张老的研究生、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所副所长李佐军若有所思地对笔者说。他认为，张老在学术上的遗产有很多待开采的宝藏，例如：周其仁老师挖掘出了交易费用的重要理论问题。还有张老做学问的出发点，以及他构建理论架构本身的价值等都需要挖掘。另一个方面，张老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他的为人。张老为人最核心的就是爱国、求真、乐观等。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今后更重要的是学习他身上的这些优秀品格。因为在专业学习上，我们的学习条件比原来的更好，只要努力就会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做人方面，我们要达到张老的境界是很难的。尤其我们这个时代诱惑太多，更容易浮躁。现在人也更现实，喜欢追求眼前实用的东西。那么真正要做出一番大学问来，要构建一个理论体系，或者传世之作，就要超出眼前利益，要有某种精神、某种品质来支撑的。李佐军不无忧虑地说，进入到 “后张培刚时代”，怎样依然能举好这面发展经济学的旗帜，把发展经济学基地建好，是作为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何继承、发扬张老的学术思想，同时，还要进一步拓展提高，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张老师已经是一座高山了，我们还要在这一座高山上继续前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鞠立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2009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