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以99岁高龄在武汉病逝。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一经发表就引起极大反响，被国际上誉为发展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令他成为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张老先生驾鹤西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张老的尊敬与哀思！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南京大学师从张二震教授就读国际贸易专业硕士，所选择的课题就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从选题到立论，对我启发极大的就是张老在其1992年出版的鸿篇巨著《新发展经济学》前言部分，所提到的三个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大遗漏：

　　第一，为什么当今绝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正有待于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却宣告“濒于死亡困境”或正在走“下坡路”呢？

　　第二，二战后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大都幅员较小、人口较少，比如亚洲“四小龙”。至于一些历史悠久、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都还没有转化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第三，战后数十年来的发展经济学，大都未涉及(当时)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而把研究对象几乎完全局限于实现私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国家。

　　在提纲挈领地列举三大问题之后，张老又给出了四条前瞻性研究构想：一是以发展中大国为重点研究对象，不论其经济体制；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而应当联系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综合地进行探讨；三是从发展中大国的本国国情出发，强调地区间在发展层次上的差别与不平衡，强调“多元经济”的特色；四是强调经济体制演变的重要性。政府与市场角色的恰当融合，将在新型发展经济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张老首创新型发展经济学近二十年之后，他所提出的三大问题与四大构想依然是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学者所执着思考的研究课题。比如说大约十年前，经济学者杨小凯和林毅夫曾就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展开一场反响强烈的讨论。杨小凯强调“后发劣势”，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而林毅夫强调“后发优势”，即落后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来选择发展战略，更主要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其实，“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这两个重要概念，都已经在张老的理论框架里有所体现，而且他把这两个概念很好地融合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之下。关于“后发优势”，张老不光强调了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而且指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地区多元性决定了各地区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异，换句话说，国内贸易是发展中大国所必须侧重的。关于“后发劣势”，张老强调发展中大国很难模仿与超越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正式制度都是建立在具体国情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克服制度缺陷必须考虑“南橘北枳”效应。

　　张培刚先生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博大精深，值得学界同仁长期深入学习。对张老最好的怀念，就是循着他的思想进一步探索，并运用到当下的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