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孙鸿敞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年张培刚先生也刚刚从美国回国担任武大经济系系主任，教授新生们《经济学》一课。“张老师口才不是很好，带有浓重的红安口音，但他板书工整，讲课认真。”孙鸿敞回忆，当时同他一起考进武大经济系的学生只有三四十人，可课堂上却挤坐着一百多人，“其他的都是政府安排的青年军，当时抗战（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嘛！”由于这门课用的是英文教材，尽管张培刚先生用中文讲课，且课后经常督导，很多学生还是听不懂，慢慢的上课的人少了。后由于1947年发生的“六一惨案”，学生们罢课，越来越多的进步学生开始投身革命，反对国民党当局腐败统治，“读书无用论”在青年学子中蔓延。

孙鸿敞是当时的少数派，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一方面由于他中学时代是在香港的一所教会中学学习的，对阶级斗争知之甚少，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张培刚先生的影响。英文功底较好的孙鸿敞总是听从张老师的要求，课下多读英文版的专业书，有不懂的就主动向先生请教。珞珈山北坡的半山庐是武大单身教授们的宿舍，张培刚老师和吴于廑老师那时还没有结婚，都住在那里，于是半山庐就成了孙鸿敞每晚和同学散步常去的地方。在没用取暖设备的冬天，师生一群经常围着炭盆畅谈学术、政治和理想。后来孙鸿敞也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为校学生运动画一些宣传画，开始融入青年学生革命洪流之中。

1949年初，师生们开始为迎接解放做准备了，张培刚学生组织了系里的教授们开办“新民主主义讲座”，轮流宣讲革命的道理。作为是班代表，孙鸿敞负责印讲义，那时与培刚老师接触得比较多，经常听他憧憬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学者，为了祖国富强而怀揣的一颗赤子之心。

1950年孙鸿敞毕业参加工作后，南北辗转，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和张培刚先生见面。期间听闻先生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孙鸿敞感慨万分。1979年，在张培刚先生和同学董辅礽的推荐下，从工作了20年的大兴安岭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才得以与老师在北京重逢，当时张培刚先生正担负编写《政治经济学词典》的工作。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思想界十分活跃，孙鸿敞经常跟随培刚先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接访各界学者，在他眼里，此时年过花甲的培刚先生精神饱满、风华正茂。

1981年，孙鸿敞随张培刚先生来到华工，开始从事他梦寐以求的教学科研工作，循着先生开创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方向，继承创新，敢于实践，开始用一个经济学人最好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建设。

（记者：刘萍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