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3日14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去世。他的离去，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广泛哀恸。

少年立志改变农民千年疾苦

   1913年7月10日，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红安县八里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记事起，张培刚就开始放牛、砍柴、插秧、割稻谷，随家人从事各种农活。

   张培刚自小体会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作的各种艰辛。他心中萌发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耕劳作技术，让广大农村彻底摆脱几千年贫穷落后的志愿。

   1925年春，未满12岁的张培刚小学毕业。他只身告别家乡，到武汉读中学。这期间，武汉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受“民主与科学”口号的影响，他刻苦攻读数理和社会科学。

   不久，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必须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他在报考大学时放弃了学自然科学的打算，决心专攻经济问题。

   1929年张培刚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次年顺利进入经济系学习。武大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的报名表。这张修业证明显示，张培刚当年只读了一年半的高中便跳级考入武大预科。当时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不久，招生非常严格，当年的文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

   1934年，张培刚以全院第一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6年时间中，张培刚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

   1941年4月，张培刚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成为武汉大学考上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第一人。是年8月，张培刚从香港乘船抵达波士顿，赶上秋季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开始了5年的旅美生涯。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描述：谭崇台1944年冬天到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的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在他的撮合下，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博士论文奠定发展经济学基石　

   进入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后，张培刚并没能完全安下心读书。他想，工商管理让自己致富易6，让国家脱离贫穷落后难。为了寻找强国富民途径，他几个月后从哈佛工商管理学院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

   当时哈佛经济学科出于全盛时期，知名教授云集。在此期间，张培刚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在哈佛的几年时光里，这位中国年轻人一直思考一个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从而繁荣富强？

   获得硕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后，张培刚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他打算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探讨和分析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工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主要打定后，他在哈佛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参考书多达200多本，包括当时与经济学有关的主要论著。他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探索英、法、德、美、日、苏诸国产业革命以来，实行各自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并立足于工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加以认真考察。

   1945年底，英文稿的《农业与工业化》终于写成。答辩时，张培刚只用了一个小时，顺利通过。他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交完哈佛博士论文，尽管张伯伦努力劝其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第二年，张培刚突然接到哈佛大学的来信，称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

“大卫·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与张培刚同样获得过该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这之前，担任张培刚庚款留美考试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先生也曾竞争过该奖，但最终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那年获奖的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伦。

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大卫·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而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最早建立了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张培刚在该书中提出：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之间以及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三重关系。

这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这一崭新问题的开创性著作，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构上，都为当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张培刚本人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不同于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者，张培刚先生认定中国的农村以及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农村，注定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向发生巨变。而他的工作，就是为人类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变革奠定理论基础。

命运多却从不抱怨

“南有张培刚，北有马寅初，两人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知识贡献。”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这样评价张培刚。

然而，这位令国内外众多著名经济学家为之脱帽致敬的经济学家，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30年，却是在养牛、种地、盖房子中度过的。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说，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眩目的光亮之后，旋即泯灭了。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回到国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诚如他后来所说的，“我当时就想切实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但是还不懂得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我那套理论并无实现前提。”

知道1948年，张培刚应邀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工作期间，先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许涤新等人，通过他们的介绍，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后来又认真研究了《资本论》，思想豁然开朗，认为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实现工业化。

1949年春，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谢绝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放弃了舒适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报酬待遇，回到武汉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张培刚在武汉大学担任过校委会常委、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工作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1952年底，张培刚被任命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华中工学院（后改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张培刚生前回忆说。

“他是为华中工学院选址的人之一，那时候这里是三个村庄，都是农田和无数坟场。”张培刚夫人谭慧向记者回忆说，作为基建主任，他当时的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从写论文到搞基建，这位经济学大师的学术研究中之。

由于和西方的隔绝，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培刚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有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吃惊地知道工地上的基建主任便是。

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领导把张培刚安置在一个临时招待所里。一则没有一本经济学的书做“道具”，二则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来访者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在南美洲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后听说了这段历史，经济学家张五常感慨地说，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

就在不少经济学家为他唏嘘叹息时，张培刚却坦然豁达。谈起做基建主任的经历，他略带自豪地说，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6000万，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就有1400多万，这么多钱都由他统筹，“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培刚受到了冲击。随后的十余年中，他先是手持沉重的洋镐修补马路，后来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农场，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田里参加过围湖造田劳动，还曾在湖畔放过牛。

然而无论哪一样，他都干的格外认真，被当地农民称为“带着眼镜的农民”。

“张培刚先生光明磊落，对人豁达，宽厚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生活上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充满乐观。”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

“他是一个很质朴的人，做什么都认真。被下放时让他养牛，他就把牛养的最好，最后分别的时候，那些牛眼中都透着依依不舍的神情。”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茶宏旺回忆说，对“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遭遇，张培刚有过叹息，也有过科学性的思考和批判，但是从来没有发过牢骚。

西北大学教授何炼成20世纪80年代访美时，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才是真正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皮公亮、王时杰等弟子听说后，纷纷惋惜老师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张培刚却笑着说，“如果是你们几个来评，我第一个拿诺贝尔奖”，当有先生小心翼翼地在他面前提起外界的评论，他只哈哈大笑，“个人荣誉有什么用啊，只要国家强盛就好了。”

85岁终成博导

大地回春后，张培刚才得以初步在学术上施展才华。而此时的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远离学术研究很多年了。

自此，每到逢年过节，前来拜年问候的人往往找不到他。别人凑热闹时，他却把自己关在招待所，找个僻静处奋笔疾书。他说：“我现在深深感到时间不够用，只有拼命干，把一天当两条来使用。”

“自古人生谁不死，奋力求真总是春”，这是张培刚自勉诗中的两句。因为生于牛年，他还常以老牛自喻，“老牛奋蹄”也成为他的一句格言。“文革”结束后，他便开始马不停蹄地著书施教。

1979年秋，张培刚回到原华中工学院，担任社会科学部主任。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两年后，原华中工学院为张培刚教授专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他不顾年迈体弱，又投入到学校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

1983年3月，张培刚积劳成疾，几度病危，经多方抢救，始脱险境。疾病迫使他在医院治疗达一年半之久。当时全国工作重点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又想到了中断多年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宏大题目。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就在病榻上制订出一个新的写作计划：将《农业与工业化》的中文本翻译出版。

周其仁回忆说：“当时我路过武汉去看望张老师，只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的高高的书，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陪在边上的谭老师说，你要是把书拿开，他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