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先生一生的事业，就是在践行这一探索。

1988年，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自此，一直在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承蒙他亲切教诲和提携，见证了他对新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感受到他爱国求真的大师风范。

学术征途二次探索  为国人争光

   1988年3月，已75岁高龄的先生担任刚刚成立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亲自主持中心每两周甚至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一直到90岁高龄，此后由于体力和听力不济才未能坚持。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中心的学术研讨会时，他提出的题目就是“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由兴盛到巨衰的转变，先生认为，大战后的西方发展经济学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时代赋予的发展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因此，发展经济学不应消亡，而应从研究范围，内容和方法上进行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

1988年10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分会上，先生系统地提出了上述构想，引起热烈反响。随后三四年间，二三十位来自全国的中青学者跟随先生研讨新型发展经济学。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新发展经济学》一书正式面世。这是一部首次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书发布时，先生无限感慨。早在1945年，年仅32岁的他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以中国为立足点，从世界范围内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为后来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先生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学术上刚刚崭露头角，前途无限之际，为报效祖国，先生辞去联合国高级顾问职位，谢绝哈佛任教邀请，毅然回国。近半个世纪后，他年届八旬，仍以老牛奋蹄精神在学术征途上作第二次探索，建构了新发展经济学，结束了西方经济学家垄断发展经济学的局面。他反复强调：“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也要在学术上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富有责任感 以调查为基础

先生门下的弟子大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或来自农村，或愿意研究“三农”问题。初次见面时，先生得知我出身农民家庭后鼓励我：“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常说，研究经济必须有群众观点，要考虑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正是出于对人民大众的基本关切，20年前，先生曾提出武汉的小康标准：不一定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而应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在冬天用得起暖气，夏天不愁冷气。

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先生一直认为：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西方式工业化模式，不是我们需要的。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之间，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先生开创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正是这一基本观点指导我们协作先生完成2000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和卷)

先生常常告诫我，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有一次，先生给来自农村的学生出了一道题：“如何从牙齿判断牛的年龄？”没有一个人回答出来。先生仔细讲解了“四牙”，“六牙”，“齐口”与牛的年龄的关系，并强调观察、调查的重要性。先生曾多次说：“如果没有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我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 、先后六年的实际调查，特别是没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获奖博士论文的。”1934—1941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时，深入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乡村调研，相继撰写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部著作，完成了一部手稿《中国粮食经济学》，发表了40多篇论文。这一时期关于农村经济的系列调查研究，为其后来创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2006年，先生和我共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开体会上，先生一再告诫课题组成员，一定要克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思想作风，只有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地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探索，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在先生的教导和敦促下，课题组深入工厂、农村，历时4年圆满完成任务。

细微处见精神 生活乐观

先生是一位举止可爱、言谈风趣的长者，常常从生活细节中寻找灵感。他曾提到，1937年他在咸宁向阳湖农场改造时放牛，这一经历使他领悟到，对于深陷泥坑的大牯牛，只抓住牛鼻无法助其摆脱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来“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先生学识渊博却不古板、始终保持一颗童心。20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盛行时，先生本本必看。他说，从中可以找到正义和侠气，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兴许会找到一些创新的灵感。他喜欢看网球比赛、读唐诗宋词、更喜欢即兴来几句打油诗。

先生富有生活情趣，年轻时就喜欢听巴赫、贝多芬等古典音乐，爱吃快餐，90多岁高龄仍要每周去一次麦当劳。他喜欢吃红苕稀饭，也许会喝牛奶、咖啡，从不拒绝红烧肉和东坡热。一次，我陪他开会回来，发现他干净整洁的西装里面塞了件小棉袄，再用绳子捆紧，他告诉我：“外面穿的体面是对别人的尊重，里面只要暖和，破旧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学术上，他严于律己，认真负责，从不马虎；生活上，他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充满乐观。他用一副对联表达了人生态度：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至；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言传身教 提携后学

先生为人师表，一生教书育人，桃李遍布海内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其中很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等都是他早期的学生。新时代培养的学生中，有3位作为专家，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

在先生身边，我更是体会到先生的循循善诱。1995年，我有幸和先生合写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文，经过反复交流，我提交了初稿。收到先生的修改稿后，我惊呆了：满篇都是红字。他从头到尾改了一遍，从学术观点到文章结构，乃至遣词造句都进行了推敲。先生告诫我，写文章要带着感情，要有思想观点，同时不能忽略文字表达。

经过这次锻炼，先生让我参与了由他主笔的《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新增部分、《新发展经济学》（修订版）和《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部分章节的撰写。2000—2001年，我作为副主编辅助先生完成了《发展经济学教程》的编写工作。正是在先生的热情提携和精心指点下，该教程获得了广泛认可，2007年修订再版，进一步提炼完善后，2009年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出版。

不论为学，还是做人，先生永远是我的榜样。他的影响将伴随着我，直至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