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我们总还有机会到武汉，再来看望先生。可是11月23日下午，消息传来，先生已经逝世。人生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唯有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历历在目。

30年前，先生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开设外国经济学讲座，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介绍当代经济学的启蒙课程。当时我是旁听生，先生对我们的教诲我永远不能忘记。

25年前，也是秋冬时节，我出差经过武汉看望先生。他病了，住在医院里，病床一半堆满了书籍，一半留给他自己睡。先生说，他要写《农业国与工业化》的续篇。那半床堆满了书籍的场景永远映在我们脑海中。

先生90大寿时，几代人为先生庆贺，现场座无虚席。轮到先生发言，礼堂突然停电，先生不用扩音器，站立起来，用他儒雅的湖北乡音继续讲话，字字句句抑扬顿挫，让在座的上千人听得真真切切。

我们敬重先生的学问，他当年在哈佛大学获奖的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不同于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者，先生认定中国的农村也是有发展经济的农村，注定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向发生巨变，而他的工作就是要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奠定理论基础。

先生可以写出发展经济学的传世之作，是因为他下功夫研究过中国的农村。早在留美之前，他就发表过关于中国农家经济粮食问题和市场运销的严肃、系统的调查研究报告。

在《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一书中，他面对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剖析。当时从江西、湖南内地运往宁波的大米，成本居然高于从泰国运来的大米。在区分了运输成本之后，先生发现那是因为中国内地的纯商业费用过高。那时候先生还没有出国留洋，应该还不知道在欧美学术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科斯在1937年提出的“交易费用”的概念，这是一个中国学者独立的发现。

先生的两项重大的学术成就——《农业国与工业化》和“通过降低纯商业费用来推进生产和交换、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直到今天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今天虽然已经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但是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内地的交易费用也就是纯商业费用偏高，依然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的关键问题。

先生的学术风格，让我想起了奈特讲过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上的自立。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受到先生的感召、教育和鼓舞，我们后辈经济学人应当把先生那科学与道德浑然一体的传统继承下来、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先生安息！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