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请他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1]

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提出了工业化目标，都把它作为追赶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工业化的高潮。中国也同样如此。

但是中国面临的根本性的长期问题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极其贫困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这涉及一系列问题：如何理解工业化？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可以说，准确地提出并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万里长征之路，诚如毛泽东所言：新中国的成立“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要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还特别讲道，“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2]

回想6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探索过程，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探索：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提出变农业国为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国家工业化的宏大目标和实施路线图，有成功之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也有失败之处，付出了“大跃进”等重大错误决策的代价。对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2011）作了历史评价，我自己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2007）作了详细分析和定量评价。另一方面是以张培刚为代表中国学者的理论探索，其代表作是《农业国的工业化》（1949），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工业化。[3]他前瞻性、开创性地提出农业国工业化的含义、道路、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处理工业和农业、工业国与农业国等重大关系的工业化理论，是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经济学理论创新，不仅是源于中国国情又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理论，而且也远高于看起来比较成功、比较成熟的苏联工业化理论。对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是新中国经济史都没有提及，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2007）一书中第三章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小结：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来源”给予了高度评价，也给予了历史评价。十分可惜的是，上述两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和知识不沟通性、不对称性，未能交流、分享、互动，因而就难免不得不走弯路、不得不付出代价。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工业化道路，势必是盲目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势必是要付出代价的。正是基于此，才显示了它巨大的机会成本，反过来讲，也才显示了巨大的知识价值。

本文一方面悼念张培刚先生过世，另一方面介绍和评价他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探索的贡献。

在中国工业化理论探索上，张培刚先生堪称是一个先行者和创新者。1943-1945年间，二战尚未结束，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之中，他富有远见地将“农业国的工业化”作为他哈佛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题，他清醒地意识到：“战后，中国必将面临着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又迫切的任务，应当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将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调整变动的问题。” [4]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并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1949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英文版），[5]既是国际上该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还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专著之一。

最重要的是张先生毅然回国，报效祖国，为新中国服务。很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如果能像对待钱学森那样对张先生“礼贤下士”，共同交流、共同分享发展知识，共同探索、共同总结中国工业化道路，那么张先生的贡献肯定会超过钱先生，并改写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因为前者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软知识贡献，后者是对“两弹一星”的硬科技贡献。从经济学角度看，软知识（我也成为“精神原子弹”）是全国性公共知识，在中国的创新成本更低，规模效益更大，影响更长久，甚至还会成为全球性公共知识，造福于人类。钱先生的贡献举世公认。但是我还要客观地、严肃地指出，不能忽视刚刚过世的张先生巨大知识贡献。这一切是从难以计算的机会成本评价的，也是从历史角度评价的。换言之，如果按照张先生的理论思路创新的话，中国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工业化就会更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少。

建国之初，中国领导人所遇到的最大的瓶颈是知识瓶颈，即关于中国工业化理论的系统知识严重的缺乏，既没有大规模的根据地工业化实践，除了东北根据地，也没有专门、专业、职业的经济学家的系统理论研究。就如同茫茫沧海、滔滔巨浪之中的一艘巨轮，也只能借助现成的、又比较成功的苏联的航海图发动中国工业化。形象地讲，用别人的图，开自己的船。作为舵手的船长并不晓得还有一位中国学者的航海图，不仅是最近的航线，也是最小成本的航程。这一切只能是在几十年之后才被历史所检验，被历史所证明。

中国领导人所遇到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工业化的定义？它有什么评价标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没有自己的答案的，只能从苏联教科书找答案，如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领导人打算要的工业化是苏联式的工业化，主要参照苏联曾经采用的，即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和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6]根据这一定义，中国只要加速发展工业就可以比较快地实现所谓工业化。按照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设想，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再加上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共计18年即1968年时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估计参照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表。[7]显然苏联的工业化理论和实践对真正的工业化定义具有极大的偏差。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工业化知识与信息来源的局限性。[8]按照这一发展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五”计划的工业迅速发展之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还要“大炼钢铁”，大幅度提高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实际结果：1957年为56.7%，1958年为65.7%，1959年为74.9%，比1957年提高了18.2个百分点。[9]1959年，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估计，到1959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70%。不过他认为，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10]这也不难怪，因为他们作为革命党领导人还来不及学习，更谈不上为中国工业化做好理论准备，对“工业化”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极大的信息不完全性、知识不完全性。

此时的张培刚是中国工业化理论“第一人”。在我看来，他才是真正的“人才难得”，是最有价值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只是“雪中送炭”，更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学者原创的“航海图”。首先，张先生的工业化定义和内涵远比苏联教科书和实践要丰富得多、全面得多，中国真正要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困难要艰巨得多，所花的时间要长远得多。张先生把“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普及于整个社会。”^[11]这里的“某个生产单位”，既可以是农业部门，也可以是工业部门，还可以是服务业部门，既可以是轻工业部门，也可以是重工业部门，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选择优先发展轻工业，都需要根据各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来决定。这比当时的一般的认识要广泛的多：“它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12]

建国之初，中国领导人遇到的第二个基本问题就是：世界上有几种工业化模式？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对此中国领导人也是“知之不多”的，但是却受到苏联模式的强烈影响，不知还有其他“第三条道路”。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我们）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我们应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13]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论述，世界上只有两种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轻工业视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14]这是中国领导人唯一的关于工业化理论的知识来源。但是张培刚先生远比斯大林和苏联学者对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及演变有更深入的研究，而且有着我称之为经典性的概括，是最早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创意：国家发动与私人发动相结合，工业与农业相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相协调。他对把工业化划分为不同的方式或类型：如私人发动的“演进型”（evolutionary）工业化，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由政府发动的“革命型”(revolutionary)工业化，如苏联；由政府和私人共同发动的混合型工业化，如德国、日本等。[15]这也表明工业化道路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只有两种模式，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选择优先发展轻工业，选择国家工业化，还是私人工业化，都需要根据各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来决定。张先生还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普遍把工业化看作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只注重于集中资源投资于制造业，而忽视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只注重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改进使用，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应变革。

张先生的工业化类型的分类可以为中国领导人选择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依据和极其坚实理论基础，是大大不同于苏联工业化理论，不仅具有指导性，也具有启发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其基本国情是不同于苏联，至少在人均资源占有量方面差异甚大。张先生认为，由政府发动的工业化比私人发动的工业化速度一定较高。也就是说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国家工业化要优于私人工业化。从德国和日本的混合式工业化的经验来看更优于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张先生提出的混合工业化的基本思路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不谋而合”，《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是典型的混合工业化“第三条道路”，也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十分惋惜的是,中国领导人发动工业化时，更多地受到苏联国家工业化模式的强烈影响，从1949年9月《共同纲领》所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突然转向“一化（国家工业化）三改”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由“中国工业化道路”转向“苏联式工业化道路”。我发现，毛泽东从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以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为标志）只用了8个月。[16]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自我否定”、“自我转变”呢？除了国内外因素之外，[17]从知识不完全性角度看，就是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创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更没有功夫创建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而这正是毛泽东最需要又最薄弱的理论基础方面，已经回国的张培刚先生最有理论功底，也最有发言权。可惜毛泽东也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没有晓得也没有请教张培刚先生的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充分反映了“莫斯科共识”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深刻影响，[18] 实行了由国家发动国家工业化，排斥私人（民间资本和个体经济）参与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发展战略，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中国工业化的这一初始的选择，导致长期被锁定在重工业增长导向的路径依赖之中。

中国作为农业人口为主的世界人口大国，搞工业化首先就遇到农业落后与工业迅速发展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中国领导人遇到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张培刚先生认为，对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尤为重要，农业对于工业有五大贡献，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19]他是最早系统阐述农业贡献论的学者，直到1961年西蒙·库兹涅茨才概括出农业的四大贡献（包括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四个方面）的理论。

张培刚先生提出，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工业发展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同时甚至事先具备其他条件，最重要的是运输的改良和农场的合并，土地重新分配的法律规章。[20]实际上，农业发展十分落后是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影响工业发展最重要的制约条件，如果没有农业的革命和发展，即使工业可以强制性、大推进式的发展，也不能持续，还会激化工业与农业的矛盾。诚如阿瑟•刘易斯所言：“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工业部门的大小是农业生产率的函数，农业必须有能力生产为工业部门所消费的粮食和原料。而且，只有农民富裕了，他们才能为工业品提供市场。因此，如果工业品要能在国内市场销售，工业革命就要以农业革命为前提，这种农业革命如果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发生，至少也要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21]

第二，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平衡发展。张培刚认为，在一个实际是变动不止的世界里，农业与工业两者中有一项几乎完全是未知数，所以两者之间的如何平衡都是不可能想象的。[22]从工业化的长过程来看，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是不断上升的。在中国的实践中，“一五”时期，国家用于农业的投资只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重的7.6%，其余主要用于工业投资；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在3.8%，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达19.8%；农业占GDP比重迅速下降，但是农业占就业比重缓慢减少。这反映了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孤军突进，而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农业成为制约工业化发展的瓶颈环节。直到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讨论和分析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力图突破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中正式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但是这些讨论还是经验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是策略性的还不是战略性的，是随机性的还不是根本性的，不久就搞起来“大跃进”，使工业与农业的不平衡走向极不平衡，不得不来一个重大调整，其本质就是调整工业与农业的严重失衡。

第三，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张培刚认为，首先，加强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深切程度并不下于一国家内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次，农业国的工业化其长期影响，对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已经工业化的国家都是有利的。[23]他还指出，经济开放的国家比经济封闭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如果外资能够得到有效的投放和运用，而无损于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内经济的前途，则利用外资实属必要，这将大大提高工业化的速度。[24]这表明，农业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这是一个“双赢”成功“追赶”的发展模式。我把张先生的这一主张视为中国工业化的“对外开放”理论和战略，他是首创者，为中国对外开放作了理论铺垫。直到1978年之后，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的重大政治决策，使中国不断从封闭到半封闭，从半封闭到半开放，从半开放到全面开放，使中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缩小了与美国和西欧等工业化先行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也验证了张先生富有远见而创意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