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永存张培刚
                                                        王顺华
    去年11月23日，一代经济学大师张培刚先生走了。我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获此噩耗，惊愕万分，悲痛莫名!回武汉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华中科技大学设置的灵堂，向张老的遗像鞠躬祭拜，寄托哀思。

    认识、接触并最终成为张老的学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对于张培刚先生，先是知其名，后是识其人。知其名，是因为张老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学成回国后又回到武汉大学，担任过经济系主任，极富传奇色彩。更因为1982年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线纳里访问中国时把张老尊崇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使张老名声鹊起。识其人，是因为经济系邀请张老为我们班作专题讲座，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张老渊博的知识、睿智的谈吐、大师的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4年张老的成名之作《农业与工业化》中译本首次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我才有机会读到这部大作。那时就萌发了一种冲动：成为张老的学生将是无尚荣光。但可望不可及。直到1998年张老85岁高龄成为博导后，我才有幸于2000年成为张老的学生。记得入学面试时，张老对我和其他同学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做我的学生可以，但我绝不做水军都督。意在告诫我们不要做水货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抑制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紧缩》得到张老的悉心指导，2004年正式出版时，张老欣然题词嘉勉。2007年该论文获得第二届张培刚优秀博士论文奖。

    张培刚先生1913年7月出生于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随家人放牛、砍柴、栽秧，对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有着切身感受。这是先生日后形成人生观和学术观点的最早根源。张五常教授在张老著作英文版再版序言中说，没有农村放牛的经历，就不会写出《农业与工业化》。这是很有见地的。我曾在张老的家乡黄冈市工作近十年，与张老的交往更增添了浓浓的乡情。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2000年10月，张五常先生偕夫人来华中科技大学看望张培刚先生并讲学 (五常先生称培刚先生“大哥”，他为张培刚著作英文版作序的题目就是《为大哥序》；培刚先生称五常先生“大兄弟”或“老弟”)，有暇到黄州赤壁一游，我全程陪同。张五常先生对苏东坡深为钟爱也深有研究，因而游兴甚浓。回香港后在《壹周刊》上发表《赤壁行》一文，寄给了张老与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致信索要题字，他又赠寄“逝者如斯”墨宝和新近出版的著作《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第二件事，2001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与黄冈市人民政府联合在黄冈举办《黄冈论坛》，着重研究欠发达地区如何加快实现工业化问题。张培刚先生应邀参加并即席发表学术演讲。我将演讲整理成《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一文，送张老审阅。他逐句逐段进行了认真修改，并附白：顺华学弟，演讲稿整理得很不错，我在有的地方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说明。此文后来刊载在《江汉论坛》2001年第11期上。第三件事，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张培刚先生，需到张老故乡拍摄镜头，黄冈和红安电视台给予了配合。节目播出时，我按谭慧教授告之的播出时间一睹为快。此前，黄冈电视台《天下黄冈人》栏目制作《张培刚》专辑，使家乡人民目睹了这位“大家”的风采。第四件事，张老对家乡一直十分眷念，特别进入90高龄后，思念家乡的情更重、意更切。为了实现这一愿望，2007年10月国庆休假期间，我陪张老一家人回到阔别多年的红安老家。张老在父母的墓前久久伫立，逐一辨认墓碑字迹；在农家小院与乡亲们殷殷交谈，回顾一幕幕往事；在儿时嬉闹的塘岸驻足凝望，诉说童年的记忆。离开时仍依依不舍。这是张老最后一次回到故土。

    今年4月，张培刚先生的巨著《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再版发行。我在发行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张老的这本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历经两个世纪、六十余年，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然极具生命力。这是因为，张老关于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探索既有理论开创性，也有现实指导性。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长期的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工业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重读《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仍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张培刚先生走了，他带走了经济学的一个时代，但他的精神犹在，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