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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9-07-30

编者按
《农业与工业化》是张培刚先生194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是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曾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在国际上声誉卓著,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版又在美国再版;2017年4月1日,该书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第三批出版目录,由商务印书馆于今年出版,距本书首印已有七十年。

 

本文以
张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为基础,对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说明了张培刚先生是理所当然的发展经济学先驱。



  图 /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
文 / 郭熙保(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以张培刚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为基础,对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进行了评述。首先从经典文献发表的时间和主题上把国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与张培刚作了一个比较,说明张培刚是理所当然的发展经济学先驱。其次,对张培刚最具创新性的工业化理论进行了评述,最后对他的科学系统的工农业相互关系学说作了介绍。

正 文

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最近因病去世,作为发展经济学界晚辈,我们为失去这位经济学大师而感到万分悲痛。纪念这位经济学大师的最好办法是把他的思想和学术贡献介绍给社会,让后人记住他的学说并加以发展。他的理论和思想形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这十几年是他学术的辉煌时期,以他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达到顶点,该论文获得1947年哈佛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并在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这30年是他的学术青春重新焕发的时期,提出了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构想,为振兴和改造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理论观点在国内许多报刊上都有详细介绍,在这里无需赘述,仅列举他的三个方面的贡献就足以使他的名字和学说载入史册

当之无愧的发展经济学先驱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繁荣于50、60年代。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亚非拉地区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相继独立,这些新兴的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经济依然贫穷落后,发展经济就成了各个新兴国家的主要目标和迫切任务。但如何发展经济在当时还没有一套现成的理论作为指导,于是,各种发展理论在那个时期就应运而生了,蔚然形成一门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杰拉尔德•迈耶主编了两卷本《发展的先驱》,第一卷(1984年出版)收录了刘易斯等10位发展经济学家的回忆文章,他们有关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论著基本上都是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发表的;第二卷(1988年出版)收录了舒尔茨等5位发展经济学家的回忆文章,他们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代表性论著基本上发表于60年代。其实,真正可以作为发展经济学先驱的应该是第一卷的10位发展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还有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由于去世较早或其他原因而没有收录到该文集中,如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拉格拉•纳克斯、提出“增长极理论”的弗朗索瓦•佩鲁等。

如果把这12位被称为发展先驱的发展经济学家与张培刚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他们论著发表的时间是同时代的。彼得•鲍尔的代表作《不发达国家经济学》出版于1957年,科林•克拉克的代表作《经济进步的条件》首次出版于1940年,艾伯特•赫希曼的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出版于1957年,阿瑟•刘易斯的代表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发表于1954年,冈纳•缪尔达尔的代表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出版于1957年,劳尔•普雷维什的代表作《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发表于1950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代表作《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发表于1943年,沃尔特•罗斯托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出版于1960年,汉斯•辛格的代表作《投资国与借款国的利益分配》发表于1950年,简•丁伯根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作《发展的设计》出版于1958年,拉格拉•纳克斯的代表作《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出版于1953年,佩鲁的代表作《略论“增长极”概念》发表于1955年。从以上12位发展先驱的发展经济学代表性论著中可以看到,除了克拉克、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著是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在50年代发表的,而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是在1945年完成的,1949年出版的,比大多数先驱的著作问世更早。

其次,他们的论著大多数都是论述落后国家工业化问题的,其主题基本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说,张培刚与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相比,无论在作品发表的时间上还是在讨论的主题和内容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和创始人。迈耶未把张培刚列入发展的先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可能是因为张培刚回国以后很长时间沉寂了,没有像其他发展的先驱那样继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发表作品,以至于被学术界所忽略。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先驱地位和创始人角色

独树一帜的工业化理论

(一)工业化的定义

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是他的学术思想中最具创新性的思想。他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对工业化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工业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战略性)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2002年修订版,第64-65页,本文全部引文均引自该书)。后来在《农业与工业化》再版中他对工业化定义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第4页)。张培刚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第65页)。张培刚关于工业化的定义比传统的工业化定义内涵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刻。传统上把工业化定义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比较一下这两者的差别我们就会发现:

首先,前者着重于要素组合方式或者技术的变化,而后者则强调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从要素组合方式和技术变化的角度来定义突出了工业化过程本身,而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来定义只是描述了工业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显然,前者揭示了工业化的本质特征,而后者只是描述了工业化的表象。

其次,传统定义过于狭窄,只是包括制造业,至多还包括整个工业部门,而张培刚的定义更为广泛和全面。它不仅包含制造业的工业化,而且还包括农业经营的工业化。他指出,我们的定义“可以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第65页)。资本品工业属于基要生产函数,而消费品工业和农业都属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在我们的定义下的工业 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第65-66页)。把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包括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张培刚关于工业化定义的一个创新之点,其意义非常重大。它可以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工业化的片面理解,以牺牲农业来推进工业化,以为只要工业发展了,就可以实现工业化。结果是以工业化失败和农业停滞告终。经过这些教训之后,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意识到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目标,但由于片面发展制造业,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是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工业化也不得不减速。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注重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结果是工业化加速发展。这充分说明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再次,张培刚对工业化的理解还不只是生产和技术方面,而且还包括制度的变革。他指出:“这些基要的创新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这一切变化都曾经对农业及制造业的生产结构发生巨大的作用,因此曾经构成而且将继续构成工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征”(第66页)。他把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制度变化看作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张培刚工业化理论又一个新奇之处。

最后,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虽然也包含了“农场经营的工业化”或“工业化了的农业”(如丹麦),但他的工业化定义更偏重于资本品工业(如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的发展,把它称之为基要的或战略性的生产函数,他指出,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过程“包括各种随着企业机械化、建立新工业、开发新市场及开拓新领域而来的基本变化”。这就是一个资本深化和资本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第67页)。张培刚这个观点与他之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资本积累在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的理论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张培刚没有就如何筹措资本和促进资本积累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但还是在书中适当地方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在谈到工业化速度时这样总结道:“筹措资本的方法影响工业化的速度甚大。资本的筹措可能基于本国的自给自足,也可能向国外借贷。如果外资能得到 有效的投放和运用,而无损于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内经济的前途,则其利用实属得策,将能大大地增高工业化的速度 ”(第109页)。可见,张培刚早在60多年前就把利用外资作为促进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工业化的性质

张培刚对工业部门的性质也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进步的利得主要是以报酬渐增的形式,不断地创造出来,而且全部地或局部地得到实现”(第68页)。而报酬递增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的实现,或两者兼而有之。他还指出,“工业化还不仅仅是报酬渐增的创造和实现,因为除此之外,工业化还可以使报酬渐减的边际提高”(第69页)。一般都把制造业看作是报酬递增的,把农业看作是报酬递减的。张培刚认为,工业化不仅创造出越来越大的、具有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同时,它还可以通过机械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间 接地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使农业报酬渐减的边际不断提高,即农业生产力曲线向上移动)。

把工业化与报酬递增联系起来的著名假说是“卡尔多定律”(Kaldor’s Law),也叫“维登法则”(Verdoorn’s Law)。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在1967 年对发达国家一个实证研究中得出经济增长与制造工业生产的增长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是因为工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是相反,而工业的快速增长是与工业部门报酬递增密切相关的,工业报酬递增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制造工业的生产率随着本行业产出的增长而增长,即制造工业的生产率是本行业规模的增函数(维登法则);二是报酬递减行业的规模因劳动力转出而缩小,而这个报酬递减行业主要是指农业。这两个方面正是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所论述的情形。但是,卡尔多的观点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比张培刚的理论要晚十几年;即使考虑维登法则(经济学家维登在1949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张培刚的成果也是与其同时代发表的,是开创性的。

(三)工业化的演进

张培刚首先对工业化演进的发动与限制因素进行了分析。他把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进步看作是工业化中最重要的发动因素,把人口和资源看作是限制因素。在谈到人口限制因素时,他提出了一个相当 有前瞻性的观点,他认为,人口剧增对工业化是不利的,但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人口减少的威胁较之人口过剩的威胁更为严重”(第87页)。人口减少将会导致人口老龄化,有效需求的下降,工业的衰落。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他把工业化分为三种类型: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政府和私人共同发动的。在历史上,可以将英国、法国、美国归入第一类型,前苏联归入第二类型,德国及日本归于第三类型。前苏联的工业化是革命型的,而其他国家则是演进型的。他主要是探讨演进型的工业化。演进型工业化遵循一定的发展次序和发展阶段。他指出:“所谓工业化的过程只是表述现代经济社会里生产技术变化的程序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就演进方式而言,各种不同的工业以及工业以外的其他生产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也构成一种‘规律性次序’(第93页)。例如,他谈到首先是动力和运输业的发展,再就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在论述工业化发展阶段时,他再次对工业化的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从一个社会的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的相对增加以及消费品的相对减少。在这种意义上,工业化可以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化’(资本宽化与资本深化);换言之,就是生产采用更加迂回的方法”(第 96页)。在这里,他引用了霍夫曼的研究结论,把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优势;资本品工业的相对增加;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平衡,而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张培刚特别强调纺织工业是工业化开始阶段的最重要行业。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张培刚在谈到工业化速度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指出:“工业化速度要看这个国家进入显著工业化过程时,正值生产技术的发展属于何时期或何阶段。在较后阶段进入工业化过程的国家,工业化的速度一定高于较早阶段进入工业化过程的国家,这是因为就社会结构及经济结构而论,前一种国家比后一种国家更易于采用最近的生产技术发明以及最新的组织形式”(第109页)。这个观点就是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史教授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的基本观点,而格申克龙最早发表此观点的论文是在1952年,后被收集到1962年出版的论文集中,比张培刚提出的时间要晚好几年。

综上所说,张培刚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立的工业化理论是独树一帜的,与传统工业化理论相比更为深刻而意义更为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科学系统的工农业相互关系学说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用三章的篇幅(一共六章)来阐述工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一)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与地位
他在第二章中考察了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 他从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和市场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他在该书的其他地方还简要地提到了农业为促进工业化而做出的资本和外汇贡献。可见,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已经比较全面系统地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和外汇等方面提出并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化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曾在1961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把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概括为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市场 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库兹涅茨论述的四种贡献早在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都论述到了,但他对农业贡献的论述比张培刚在这方面的论述要晚16年之久,如果以发表时间为准,也要晚12年之久。可见,张培刚有关农业在工业化基础作用 的理论是开创性的。

张培刚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做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劳动力比例角度,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是趋于下降的,但是,他指出,这种下降必须是在农业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初期,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需求也将增加,这就加大了增加粮食生产的压力。如果土地扩张是有限的,并且随着工业化农业人口比例在下降,增加粮食生产的压力就更大。“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才能 增加粮食生产,使之足以应付新增的需要。假若将衣着及其他必需品的原料也包括在内和粮食一并考虑,则情形更将如此,尤为显然”(第153页)。这个观点对于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特别重要,它强调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技术进步和工农业平衡增长的重要性。这是战后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常常容易忽视的问题。

张培刚进一步补充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粮食和原料以满足新增的需要,对采用新的农业技术的要求不是很紧。但是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剩余人口被工 商业所吸收,农业劳动力变得稀缺起来,这时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就是变得必不可少了。张培刚这里论述的观点非常接近拉尼斯-费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观点,但后者是在1960年提出来的,比张培刚要晚十几年时间。

(二)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

张培刚用两章的篇幅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在第四章中他指出,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改革或改进是相互影响的,但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改革和改进会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到工业化中后期,情况则大不相同,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如果没有制造农业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则农业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如果没有交通运输系统的现代化和冷藏、消毒技术的进步,则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与大量的农产品加工和出口是不可能实现的。张培刚这个思想已得到成功国家和地区发展实践的证明,例如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等基本上是遵循“先以农支工,然后以工促农”这个发展规律。张培刚还认为,工业化进入到相当成熟阶段,工业的发展必将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以适应人们因收入增加引起的对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此外,工业化还会带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相对份额的下降,但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总量和单位产量将会不断增加,农业生产规模亦会必然扩大。他还详细分析了农业发展与相对地位下降的各种原因。在60多年前,张培刚对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辩证分析就已经相当透彻和深入了。

在第五章中,张培刚就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转移的影响做过详细探讨。他指出:“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劳动力有大量剩余,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价格’低到保留劳动力在农场上已无多大意义。所以,从农场吸引劳动力到工厂的有效力量,几乎完全是在工业对劳动力的需要方面 ”(第173页)。张培刚这里所说的“转移价格”是指农民离开农场的机会成本,也就是现有农业收入。农业收入是如此之低,甚至低到零,以至于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不需要考虑劳动力供给因素,而只考虑劳动力需求因素就可以了。张培刚还指出:“劳动者从农场到工厂的转移,基本上是由于城市的货币工资高于农村所使然。城乡之间实际工资的差异可能不如货币工资的差异大,这主要是由于城市的生活费用要 比乡村高一些”(第184页)。这些观点与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假定如出一辙。刘易斯假定农村存在着大量的生产率因而工资极低的剩余劳动,在工业部门给出的工资略高于农业工资时,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是在1954年发表的,比张培刚的思想至少晚5年。

张培刚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在此详细阐述。阅读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再比较一下其他发展先驱的理论,我们发现张培刚的发展理论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到现在这些理论也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科学性。张培刚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发展经济学的拓荒者和创始人。

参考文献
[1]张培刚,2002:《农业与工业化》(修订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杰拉尔德•迈耶达 德 利•西尔斯编,1988:《发 展经济学的先驱》,谭崇台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3]杰拉尔德•迈耶编,1995:《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谭崇台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AFA 2013 San Diego Meetings Paper. 2012. 35-82.
[4]Jaime Ros (2000),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是中国首套系统梳理中华学术百年发展脉络的大型丛书,是2009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立项,由商务印书馆组织承担的一项标志性出版工程。丛书荟萃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也对提升中国学术的世界地位,推动中国当代学术文代的进步与繁荣,服务海外中华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是张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是国际上第一部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西文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因此此书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

《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英文版于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2002年,香港花千树出版社在香港再版 ;2012年,中信出版社在国内重印再版。

《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于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初版,后于1988年、2002年进行再版;2009年,该书入选“中国文库”,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再版;2013年,该书入选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再版;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进行了再版。

该书西班牙文版于1951年在墨西哥出版。


  (本文来源于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