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黄淳老师打电话给我，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要成立高鸿业经济学基金会了。我也很为这件事感到高兴，毕竟，中国经济学界四十岁以上的人，谁没有读过高先生编写和翻译的经济学教材和学术专著呢！而我因为做了点翻译凯恩斯著作的工作，对高先生晚年翻译的凯恩斯先生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过一番工夫，所以对高先生更多了一层关系。

  黄淳老师是高鸿业先生的高足，像黄老师这样做过高先生学生的，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位，其中上海经贸大学的李辉文教授与我相交最密切。昨天，恰逢高鸿业先生诞辰百年，辉文教授传了一篇2007年高先生去世时他写的缅怀文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鸿业先生》。这篇文章感情真挚，行为朴素，其中许多地方对高先生的描写，让人颇多感慨。

  先生百年诞辰，除了先生的学生和少数学术界的人士，几乎很少还有有人记得，显得颇为冷清。其实，这也许正是高先生追求的结果。辉文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最近这些年，每年都有人提出要给先生举行生日庆典，高先生一概拒绝。有一次先生在电话里说：‘千万别说什么‘大师’、‘泰斗’，那些跟我没关系。高鸿业别的本事没有，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一辈子最怕过生日，因为没有贡献。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真正有贡献的人，不用过生日，自然有人记得。你看李冰父子，修了个那么好的都江堰，造福那么多人，现在人们还自发的去拜祭，用不着有什么人专门去操办。我又没什么贡献，搞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劳神费力，这些功夫干点别的不更好吗？’”

  听到先生这样说，辉文教授和我们一样，都觉得高先生太谦虚了，但高先生说他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高鸿业先生1945年赴美留学，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改学经济学，1952年到1954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助理教授，1956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博士，被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聘为商业统计学副教授。1957年，高鸿业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回国。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工作，直到去世。刚回国那会儿，正赶上政府执行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高先生倒还好，哪怕到了第二年“反右”，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毕竟，“我是新来的，没干什么‘坏事’。没我什么事。”“不过‘文革’就有事啦。”根据辉文教授的记述，文革中高先生之所以受到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先生主讲。”不过当时西方经济学不叫“西方经济学”，而是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高先生幽默地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要前进，需要一个对立面。好比唱戏，我就是演坏蛋，演大白脸曹操。”不仅如此，高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合作，写了一本《凯恩斯主义》。这样的经历，到了“文革”，遭遇可想而知。于是，牛棚、批斗、劳动改造，一件也没有拉下。后来下放到江西鹰潭，当了几年真正的农民，挑了几年担子。

  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读大学时，用的教材就是高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这本教材发行量非常大，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本极富盛名的经济学教材，是许多学校考研参考书的首选。当时，每一章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讲完，就有一篇高先生写的批判作为小结，也因为这一点，今天许多人提到还是对先生颇有微词。我在浙江大学的博士导师史晋川教授，在后来的一次这部教材的修订会议上，曾对此提过意见。史老师告诉我，高先生当时只是微笑不语，后来这本书再版时这些批判性的内容就没有再放上去了。对于这些，高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曾认真地对李辉文教授说：“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写的那些东西在内，意识形态的内容太多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原谅我们这些人。我们当时的回旋余地很有限，如果不写这些内容，那就什么也干不了。”辉文教授告诉我，他永远记得，高先生说这话时候的凝重。”

  其实，经济学由于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1949年以后，许多解放前受过良好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先生们，在解放后基本上都没有再做出过什么经济学上的贡献了。

  1997年我去北京读大学时，北京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刚刚去世不久，我的微观经济学老师曾经受教于陈岱老，正是在他的课上，我才第一次听说陈岱孙这个名字。陈岱孙先生1900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27岁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教授，第二年兼任经济学系主任，第三年兼任法学院院长。他是天生的教授，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中以讲课出口成章著称者，只有他和冯友兰。1937年日军侵华，占领北京城，并把清华大学作为日军兵营。陈先生当时人在天津，北京是回不去了，只好跟着去了昆明西南联大。做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既不同于做文学创作，也不同于做数学研究，只有有纸笔就够了。做经济学研究，需要大量的资料，需要查阅相关的书籍和前沿的期刊，而陈先生收集的大量资料以及期刊书籍，还有他为一部酝酿多年的著作准备的材料，都留在了清华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新回到清华园，所有这些都已经荡然无存。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法学院全部从清华调出，陈岱孙调到新建校的中央财经学院，担任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长。一年后，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又重建），陈先生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担任系主任。从50年代初到1976年，陈岱孙先生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没有作过一次学术演讲，这是他沉默的20多年。当年就连康生发现陈岱孙不是右派时都很惊讶，但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平静地回复道：“因为他没有任何言论。”

  2011年，著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张培刚先生去世，名满天下的张五常教授深情地为张培刚先生的著作写了一篇序言《经济发展的真谛——再为张培刚大哥序》，高度赞扬了张培刚先生杰出的学术成就——即他在1949年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

  1947年，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哈佛大学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张培刚先生的工作后来被国际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还曾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在南美颇为流行。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到北京要求见PeiKang Zhang（张培刚），外交部人员一度听成了“背钢枪”。这两位智利学者辗转来到武汉时，张培刚正在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做基建办主任，在劝农民搬家迁坟。领导怕丢面子，叮嘱张先生不要说从工地上来。在一间从制图教研室接过来的办公室里，他这才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出了西班牙语版本，在南美国家引起了巨大轰动。

  2016年，南开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谷书堂先生去世。谷先生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在南开大学从事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后，成为中国大陆北方各高校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被称为“北方本”。20年前我考研究生时就是用这本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考试参考书。谷先生去世前两年，他的门人弟子给谷先生做寿，编了一本《不平坦的治学路——谷书堂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述评》。我与谷先生的学生、我敬重的前辈学者周冰教授交厚，这本书曾蒙周老师赠了一本。我用心阅读了其中由谷先生自己撰写的“谷书堂自述”，读后真是感慨万千！自从1950年谷先生毕业，之后二十多年，谷先生写的最多的就是各种运动下的颠沛生活。这本书的插图里，有一张谷先生1971年在天津南郊大苏庄农场劳动时放羊的照片，谷先生那一年刚好大学毕业21年，与今天的我相仿，真无法想象如果让我去放羊我该怎么继续我的研究！

  20年前我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在国内研究政治经济学很有名的老先生兴冲冲地到我们学校给同学们做一场学术报告。就在这次报告会上，我一个博士师兄拿着那位老先生的书，说：“这都是些当时政策的注解，政策变你们也变，这有什么价值！”据说，那位老先生被气病了，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

  许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当年的这个场景，我还是为那位老先生感到悲伤。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多的选择，而未来又对他们如此冷漠，自己毕竟是书生，对于这时代的大潮，又有什么办法呢！

  上个世纪的经济学大先生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凋零殆尽，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了一串串孤独的背影。

2021年7月16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原创 李井奎 奎星楼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