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

　　厉以宁: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条模式。

　　胡鞍刚:在五十年代实际上,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对中国的发展我称之为做出历史性的知识贡献。

　　梁小民:这话不仅我们中国人说的,外国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一次一个外国专家到中国来,他曾经跟我们讲,他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舒尔兹是发展经济学大师,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大师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

　　谭崇台:因为他的知名度很高很高,因为培刚同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学术上是第一流的,外语是第一流的,最重要是人品是第一流的。

　　主持人:这位让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人,就是今年已经91岁的张培刚先生。但是在他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30多年当中,他却是在养牛、种地、盖房子,张培刚几乎成了一个被历史湮灭了的人,所幸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这颗被尘封多年的珍珠,最后一次闪耀光芒的机会。

　　解说:作为91岁的张老,他的生活方式很特别。而他从年轻开始,就创造着各种第一,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这个奖被业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

　　主持人:那您接到这个获奖的通知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张培刚:那就高兴了,让我高兴的不仅是为我个人高兴,觉得中华民族、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我可以跟洋人比,我不比你差而且强过你。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痛苦,外国人特别是美国,我跟美国接触得多,哈佛大学是在东部,东部叫NEW ENGLAND新英格兰,新英格兰的特点英国绅士派他比较厉害,表面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心里不一定瞧得起你。我现在把你压下去,至少我们这个民族不弱于你,甚至可以强过你。

　　主持人:是不是到今天为止,得过这个威尔士奖的,中国人也只有您一个？

　　张培刚:东方,不是中国,包括日本在内。

　　主持人:当时您知道这个威尔士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吗？有多重要？

　　张培刚:那当然很重要,我的系主任张伯伦就是得这个奖金的。那在美国几乎是最高,在全世界也就算是高的了。在美国最高的,美国当时是比较领头,在诺贝尔奖还没有出来以前,他们说,这个奖就相当于诺贝尔奖。

　　解说:使张培刚获奖的是他在哈佛读书时写下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他1940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之前,他曾经在中央社会研究员进行了6年的农村经济调查,他的老师看到他厚厚的资料时就说,这些稍加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但张培刚还是希望能写出更有分量的东西,于是他选则了如何使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题目。张培刚在哈佛的图书馆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用了10个月的时间写下了英文的《农业与工业化》。

　　记者:您这篇文章,如果您今天您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您这篇文章,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张培刚:它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农业化,可以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你要看这个书,你要从理论上,从国家制定政策那是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记者:现在很多经济学都把您评价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开创者,您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记者:也就是您实际上您还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张培刚:我这个思想不是完全讲中国,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的问题,我看的参考书超过任何写这类书的、这样范围的人,超过任何人,英文、法文、德文的我都读过。

　　解说:张培刚当时还并不知道,与他同年获得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萨缪尔森。当张培刚获奖的消息在国内传开时,他当年庚款留美的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获得,自己与该奖项擦肩而过。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而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同学,正是张培刚哈佛大学的老师张伯伦。1949年,这篇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并成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50年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老师给他的书单上意外的发现这本惟一一个中国人写的书。

　　解说: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张培刚回到武大后,在他的号召下,随即请回来了一批留美的同学和朋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的谭崇台回国担任副教师时只有27岁。那时的武大在全国鼎盛一时,大有超过当时经济学头号学府南开大学。很多学生报考时,都是看了招生简章上张培刚的介绍慕名而来。以这样的知名度,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为他却认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了迎接新中国,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600美金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后来又调到刚刚成立的华中工学院。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的张培刚才在华工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多年,总算有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80年代初,他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本书终于开始得到人们的认识。那时张培刚已经将近70岁。经济学家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这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报告,他在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到张培刚的理论。

　　这时候,张培刚每天除了看很多书,带领学生进行课题研究之外,读武打小说是他最大的乐趣。他说武打书中体现的正义感是他最欣赏的。张老读书时要做很细致的眉批,例如武打小说前面写到死了多少人,中间死了多少人,最后剩下的人数张老会在书上做个计算。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就在张培刚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时,1998年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张老申请了20多年的博士点终于申请下来了,这年张培刚85岁。

　　主持人:所以我才觉得特别地遗憾,因为如果您能够早一些拿到这个博士点的话,您也许能做更多的工作,但是你并不是很刻意地推动？

　　张培刚:我也不想,我就是这个性格,让它自然。所以我有一副对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到适当的时候就不该做就不做;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两句话都有辩证的观点,这个横批叫做看待人生。

　　主持人:很难评价张老这传奇而坎坷的一生,如果说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是张培刚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那么他晚年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淡泊名利、豁达、幽默,也许就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