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培刚教授，是一位在学术界备受尊崇的老学者。从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中，我们能看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殚精竭虑、报效华夏的赤子之心。
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1945年冬，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隆重授予一位32岁的中国人张培刚以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很快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重视，不久即被评为哈佛大学1946年至1947年最佳论文，荣获威尔士奖金。
张培刚在撰写这篇论文时，大量阅读了有关于英、法、德、美、日、苏等国从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建设，在理论研究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这部20多万字的张培刚成名作，于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出版后，几十年盛誉不衰，一直被许多欧、美、亚国家的大学列为基本教材或主要参考书。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20年后，在作者本人正在国内受审查、挨批斗的情况下，美国又将此书再次出版发行，可见其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一代经济学名流，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诺格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塔教授等至今难忘早在就学时代就读过这本著作。1956年6月，智利大学两位教授远渡重洋，专程从北京到武汉访问张培刚，谈到此书在智利和拉丁美洲的广泛影响。更多的经济学专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竞相援引该书提出的一些观点、见解和资料。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台湾经济学院士顾应昌对此赞道：“这本书在学术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中国人争了光。”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专家钱纳里来沪讲学时，尊敬地提到了这部著作，并强调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
为了中国的经济起飞
张培刚潜心研究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不是偶然的。他1913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县农村，自幼勤奋好学，忧国忧民。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抗日战争之前，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给了张培刚很深的影响。他刻苦攻读数理和社会科学。随后又逐渐感觉到，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必须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于是，他在报考大学时放弃了原先想学自然科学的打算，下决心专攻经济问题。
1930年，张培刚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经济系后，就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才能使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1934年，他被作为高才毕业生选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后，就从事中国农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发表了《清苑的农家经济》、《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广西粮食问题》等三部专著，均由商务出版。1940年，他以独占鳌头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庚款公费留美学生，到美国哈佛大学专攻工商管理和经济理论，写下了前述名著，赢得很高的国际声誉。
1946年，张培刚回国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诚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我当时就想切实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但是还不懂得不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我的那一天理论并无实现的前提。”直到1948年，张培刚应邀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和研究员的工作期间，先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徐涤新等人，通过他们的介绍，读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后来又认真研究了《资本论》，思想豁然开朗。当时认为只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实现工业化。因此，1949年春，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谢绝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放弃了舒适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报酬待遇，回到武汉迎接解放。
坎坷难磨赤字心
解放后，张培刚先在武汉大学担任校委会常委，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3年初，他又调任华中工学院等三所高校建校办公室主任和总务长。1957年华中工学院的建设工作告一段落，张培刚调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从事政治经济学饿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由于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大都被视作异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审查对象。张培刚同样历经坎坷。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他受到很大的冲击和迫害可最使张培刚心痛的是，多年珍藏的图书资料（其中有许多是他在国外省吃俭用、甚至当排字工人才好不容易攒钱买回的重要文献）成箱成箱地丧失了。然而，即使在“四人帮”肆虐，国家和人民都蒙受莫大灾难的日子里，张培刚也没有灰心丧气，失去信心，而总是深信：正义和真理终将战胜邪恶和虚伪。这种赤诚之心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然，那时他的心情也确实是复杂的。作为一个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振兴的经济学家，看到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如此惨重的破坏，怎么能不痛心呢？！
大地回春后，张培刚教授才得以初步在学术上重新施展才华。
1978年，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工作，和宋则行、宋承先等教授负责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
1979年，他又赴北京参加了国务院财委为中央机关负责干部和高校教师举办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主讲“微观经济分析”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专题。
1980年，他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合著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作了十分有意义的评价，并在引用“宏”、“微分析”方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1981年4月，他于林少宫教授应美国诺格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中心的邀请，赴美参加了美国与亚洲国家经济关系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的经济调整与外贸前景”的学术报告，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好评。该报告收入论文集于1984年在美国出版发行。
1982年至1983年，年近古稀的张培刚教授劳累成疾，重病卧床。但是，即使在病床上，他仍坚持工作。他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审阅和修订由他当年研究生曾启贤（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和万典武（现任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翻译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即张培刚1945年的博士论文），终于使这部名著的中译本能在1984年初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自后一年来，张培刚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称誉这部著作材料丰富，论证严谨，分析入微，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涉及的问题广泛，至今对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84年，他不顾年迈体衰，勤奋写作。缺乏资料，不辞劳苦四下奔走，有时为了查一个资料附注，还得亲自跑北京图书馆。暑假期间，武汉酷热似火炉，湖北省和武汉市社联请他外出休养，他没有去，因为他更需要的是时间。终于，一部以厉以宁再度合作的53万字专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脱稿了，该书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结构新颖，微观宏观经济学交叉进行，史论结合，既理清了思想发展的脉络，又具有理论分析的高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紧密结合四化建设实践，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用的可能性。
“老牛奋蹄”的精神
张培刚生于牛年，“老牛奋蹄”是他的一句格言。
1985年又值牛年，新春初一，爆竹声声中前来向他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所有的人都扑了个空。他到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躲入学校招待所，找个僻静之处疾笔奋书。他说：“我现在深深感受到时间不够用，只有拼命干，把一天当两天来使用。”
现在张培刚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每天深夜，不，应该是说凌晨二、三点钟才上床，仅睡四、五个小时，八时半坐到写字桌前，除吃午饭和稍事休息外，一直感到傍晚六点钟。晚饭后他更喜欢看一会儿电视，随后是两个小时的阅读。张老特别注重知识更新，不断地从各类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吸收新的养料。他长于英语、法语和德语，还挤时间温习俄语，甚至还孜孜不倦地阅读高等数学和有关数量经济的书刊。晚上十一点后，夜深人静，正是他在智慧的海洋中开始漫游的时候。他思考新的理论问题，随后将一闪而过的思想写在台历上。有时甚至在洗脚时陷入了沉思，居然在盆里浸了两个来小时。
“自古人生谁无死，奋力求真总是春”，这是张培刚自勉诗中的两句。他今年72岁，仍以老牛奋蹄和奋力求真的精神，担负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工作量。他除了任华中工学院（后来改为华中理工大学——编者）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外，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四川财经学院教授。还得出席省、市的各种会议。近两年，他协助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熊彼特的名著《经济分析史》和《经济发展理论》两书。他还制定了新的写作计划，继续研究和撰写近百万字的巨著《农业与工业化》。他以已出版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作为上卷，续写中卷《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和下卷《社会主义中国农业和工业化问题研究》，计划全书在今后十数年内写成。他说“当此祖国四化建设宏图大展的历史时刻，我一定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尽力实现这一写作计划。”我们期待着早日拜读张老的新作，祝愿他能为祖国的春天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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