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1]，作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还有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2]；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

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在西方逐渐形成，在最早的一批理论先驱中，当时哈佛大学博士、中国庚款留美学者张培刚是相当杰出的一位。1945年底张培刚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先进方法，联系他所熟悉的中国国情，完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构成了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它得益于作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在国内对中国经济的大量调研，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是融合中国经济发展思想和西方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论著使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哈佛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的领奖台，也使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3]正是这项成就，张培刚对世界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为中国经济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

张培刚在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所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亦即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理论，是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和关键。在该书中，张培刚对农业国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个崭新而重大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具体如下：

1、完整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最早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理论。张培刚认为，虽则农业国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业之发展对工业化启动起着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在第二章中，张培刚详细分析了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1）农业是粮食供给的主要来源；（2）农业是工业原料供给的来源；（3）农业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4）农民作为买者和卖者对于工业生产市场的扩大起着重要作用；（5）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存对于工业资本的积累而言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张培刚认为，农业对工业化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基于此，他认为，农业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五种贡献”理论比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所提出的类似理论要早16年，比其他国际经济学家则更要早。

2、提出了独特而全面的“工业化”定义。在《农业与工业化》第三章，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里，张培刚从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的角度定义“工业化”。与其他学者从工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经济比重上升过程来定义工业化不同，张培刚的定义既可表明近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变化，又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和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通常那种把“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忽视甚至牺牲农业的做法。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到20世纪80年代才纠正忽视农业而片面实现工业化的传统观点。如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迈耶（Gerald M. Meier,1984）在其著作中纠正了关于“工业化”的观点，与张培刚40多年前的理论极为接近。

3、提出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先导作用以及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张培刚认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如交通运输、动力工业等，在工业化中起着“先行官”作用。而且，在张培刚看来，诸如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管理才能以及生产技术等因素，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而资源、人口等因素在一定阶段则会成为工业化的限制因素。至于社会制度，张培刚认为其既可能为发动因素，也可能为限制因素，这取决于多种条件。

4、关于工业化的程序、阶段和速度。张培刚将演进的工业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1）消费品工业占优势；（2）资本品工业的相对增加；（3）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平衡，而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地位的趋势。张培刚指出，农业国工业化这一历史转变的基本标志就在于由消费品工业占优转变为资本品工业占优。他还指出这种转变是逐渐达到的。关于一国工业化的速度，张培刚认为，通常而言，较后阶段进入工业化进程、由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工业化进程中着重资本品生产、能利用外资的国家的工业化速度要分别快于较早阶段进入工业化进程、由私人发动的工业化、工业化初始着重消费品生产、只靠国内资金的国家的工业化速度。

5、关于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的相互影响。第四章中，张培刚分析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1）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相互影响，但工业发展对农业调整影响更大，工业发展从技术和组织两方面成为农业改良的必要条件；（2）当工业化渐趋成熟时，市场规律下，必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如收入的提高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进而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3）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和农耕技术的提高，农业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会增加，但增加速度不及工业增长速度快，因为一方面土地供给趋于减少，同时农业受气候和生物学规律的制约。第五章关于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张培刚总结道，伴随工业化的进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将会继城乡手工业者之后转移到城市和其它行业。

6、关于农业国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书的最后一章，张培刚分析了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国与工业国间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虽然相对于工业品，农产品总是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从工业国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却是农业国工业化必不可少的条件。资本从工业国流动到农业国，对于借贷国双方都是有利的。至于资本流动的因素，张培刚认为吸引外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在于借款国政治的稳定和工业发展的前景。在吸引外资的措施上，应消除对于国家贸易和金融的障碍。这里张培刚实际上已经分析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农业国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与工业国开展对外贸易，均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为工业化之故，仍需从工业国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这实际上提出了对外开放促进工业化的思想。张培刚的这一理论后来还被西方经济学界进一步发展为“中心—外围说”、“依附论”等学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随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陆续而系统地被引入和介绍进来，人们对发展经济学也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然而此时的西方学术界，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诊断相反，张培刚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充满着信心，而且正确地指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张培刚早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呼吁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4]随后，经过全国20多位学者的通力协作，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5]。在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工业化”这一条主线，从论证工业化前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开始，紧接着谈到工业化的启动与制约因素，然后探讨工业化的各种条件，再论证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随后又分析了工业化的国际环境，最后还提出了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难题以及调节的机制和方法。

张培刚建构的新发展经济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扩大研究范围，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时兼顾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在实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改变研究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第三，转变研究立场，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而不是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制订发展战略。

第四，注重制度因素，注意研究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把体制转轨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中国外，许多其他的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诸国、越南、古巴等，相继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说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已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根源于对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深切的了解。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耕方式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寻找出路。而且这种思想感情与日俱增。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形成是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积累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发挥了重要学术贡献，主要有：

1、张培刚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和动态调整关系，为我国农业和工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最为明确的指导。张培刚始终主张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他指出，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对工业而言具有“五大贡献”，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启动器和助推器，是“工业机器”运转的“燃料”。至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农业生产结构将相应调整，且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这样，工业就应该适时“反哺”农业，并实现农业本身的工业化。我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农业几乎完全是为工业发展作出牺牲，农业剩余被完全用于发展工业。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高级阶段，农业发展仍然极为缓慢。现代工业如何帮助发展新型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已成为近年来最为热门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并引起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在生产结构上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倾斜，均反映了张培刚“先农业支持工业，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

2、张培刚关于“工业化”的独特而全面的定义以及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的阐述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认为，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还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继城乡手工业者后终为工业部门所吸收，但考虑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平原不多以及人口众多和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廉价，这就导致一方面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十分困难，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必然更加缓慢和艰难。张培刚60多年前的论断，至今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当今，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如何解决这一发展难题，张培刚的理论仍将发挥指导性作用。

3、张培刚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先行官”作用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我国自解放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虽有所认识，但在实际上仍然重视不够。甚至一度还忽视了能源、交通对启动和促进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一直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瓶颈”问题和难关，并严重限制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十年来，我国才在经济发展实践中逐渐积累起经验，提高了认识，确定把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决策。

4、张培刚关于工业化演进程序的科学概括（如上所述），对于我国正确认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以及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国走的是重工业（资本品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其结果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重工业由于缺乏最终消费品市场也难以进一步发展，致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就违背了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新回头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从而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增加了就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出现我国重工业的生产快于轻工业的生产、重工业比重又重新高于轻工业比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因此，我们应顺应产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以促其健康发展。

5、张培刚的外贸和外资理论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意义。张培刚早就认为，农业国吸引外资和与工业国开展对外贸易，尽管处于不利地位，但都是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他一直主张农业国应积极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以加快工业化进程。

当然，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贡献远非以上这几点，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涌现出一大批对发展问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2006年和2008年评出的两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情况。

何炼成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西部学派”的代表。他是我国生产劳动理论大讨论的引发者和“新中派”代表。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还对中国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三、四、三”模式（“飞机模式”），即30%为全民所有制，是导航的机头；40%为集体所有制，是机身；30%为个体或私营经济，是机翼。他认为,所有制结构达到这样的程度，整个经济就可以腾飞。此外，何炼成积极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1997年出版了著作《历史与希望一一西部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陕西人民出版社）。

何炼成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为获奖著作。该书吸收了张培刚教授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八大关系”，致力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林毅夫坚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并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一般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不仅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良策，同时积极推动了规范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国内的运用。

他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耕作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上升为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性思考，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概念，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林毅夫以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分析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实践中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系统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理论通过引入“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隐含假定，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发展战略－制度结构的基本逻辑出发分析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问题，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他还进一步研究了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展战略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发展战略与对外经济开放的内在联系等问题，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一般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他的获奖著作为《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在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下，阐述了政府的发展战略影响企业的自生能力、经济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和经济绩效的理论逻辑，并力图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检验这一理论逻辑的各种推论。该书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提出了一套逻辑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颇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时地在充满各种争议的过程中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温州模式”己经从 “充满争议”转变成为 “充分肯定”。

史晋川等撰写《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合作者金祥荣、罗卫东等）为获奖著作。该书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及工业化的背景研究温州模式，从企业、市场、政府、文化等几方面揭示了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对历史制度分析理论的阐述提出了一个适合于研究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的视角解释了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有关问题，指出了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末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谭崇台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的权威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对发展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我国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方向博士生的博导,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专门人才。

谭崇台在国内最早阐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意义较狭，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广，后者包括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改进在内的经济进步。另外，他对经济发展思想史也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对发展经济学第三阶段的理论特征进行了精辟概括与总结，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谭崇台主编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薛进军、郭熙保、冯金华助编）为获奖论著。该书系统概括和介绍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包括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的主要思路、资本利用和人力资源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人口流动、发展战略选择、外贸、外资、社会项目评估等，并提出和论证了看待发展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该书是我国引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代表作，并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学习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为进一步应用和吸收西方发展经济学最新成果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发展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敬琏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吴敬琏近些年来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增长方式和理论，强调了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重于投入增加，进而对中国当前“片面重化工业化”的倾向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发展重化工制造业正面临许多问题，如土地不足、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水资源不足等，因此，中国不可能再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而不是过分依赖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制造业。

他撰写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为获奖论著。该书总结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增长问题的理论演进，归纳了现代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讨论了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论证了中国增长模式转换的必要性和切实可行路径，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刘遵义（Lawrence J . Lau），国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其中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亚洲的经济问题要靠亚洲人自己解决。他在对东南亚和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许多极为可行的政策性建议。

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东亚是否是一新的墨西哥》等论文中，首先提出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缺乏技术进步等问题，及对亚洲经济的可能影响，他的一些假说在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证实。

2000年，他就中国加入WTO后面对的问题发表了务实、新锐的看法。他认为加入WTO之后，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宏观经济管理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应特别关注“二率”，即保持一个低水平但大于零的真实利率、一个低的通货膨胀率和一个稳定的利率。由于利率和目标通胀率都不能单独决定，所以，为了达到“二率”的“两低一稳定”目标，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整体的政策设计。

刘遵义和合作者[陈锡康，杨翠红，郑国汉(Leonard K. Cheng), 冯国钊（K. C. Fung）, 宋恩荣（Yun-Wing Sung）, 祝坤福，裴建锁，唐志鹏]撰写的 “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2007（5））为获奖论文。该文构建了一种能够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提出了一个国家全部出口与分部门、分大类商品的单位出口对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的计算方法，从数学上作了证明，并据此编制了2002年中美两国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测算和分析了中美两国出口对各自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该文以现代经济学前沿方法对国际贸易平衡问题进行分析，改变了传统的思维定势。

蔡昉研究了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诸多领域，侧重经济发展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他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将其特殊的部门现象、产业现象和群体现象与整体经济发展和改革结合起来，纳入规范的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实证分析框架。

他与林毅夫和李周合作，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传统经济模式内生地形成的逻辑、因同一逻辑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遇到的难点，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建议。他关于发展战略和改革方式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一方面，把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实际中，因此，问题的讨论就成为经济学主流的话题，进而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与中国现实不符的假设，从而与中国的问题联系更加紧密。这使中国经济学不仅在实证上，而且在理论上对一般经济学做出贡献。

他认为，贫困不仅仅表现在收入的不足上面，更由于人文发展不足而表现为能力的贫困，从而不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他指出人文发展作为发展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应该作为消除贫困战略和区域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此外，蔡昉从80年代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始，逐渐转向劳动经济学领域，并组建了国内最有生产力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团队。首先，从论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及其意义入手，逐渐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特征及其制度环境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其次，分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中国就业、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劳动经济学问题。第三，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和探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他撰写的“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3））为获奖论文。该文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描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元经济发展路径及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利用人口红利、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和更广泛参与全球竞争等。进一步研究了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阶段，据此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姚洋长期致力于农村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变迁研究。他从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市场与制度缺陷及其后果的三篇论文》。回国后陆续发表了若干有重要影响的“三农”主题的学术论文，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三农问题的知名经济学家之一。

他撰写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为获奖论著。该书围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劳动力市场集中探讨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对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绩效和福利效应、农村信贷市场等不完全及其影响、农村集体决策过程及土地合约中的权利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以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计量工具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及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胡必亮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与农村发展。胡必亮及其研究团队以大量的村庄调查为基础，广泛研究了乡村社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文化变迁、组织演进和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构成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全景图。此外，胡必亮还对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运作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将田野调查的各种材料作了进一步提炼和概括，2005年形成了《关系共同体》一书；2006年，胡必亮等出版了《农村金融与村庄发展》。这两本著作是他村庄研究系列的一个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前者对村庄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与抽象，而后者将村庄共同体的理论应用到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用以解释民间金融的拓展与变迁。

他认为中国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模式）必须包含这样两个内容：一是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二是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体系。体现在实践上，就是要大力发展大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带。

他撰写的英文著作《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的乡村发展）(Routledge, 2007年英文版)为获奖作品。该书重点论证了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论证了三个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对于促进农村发展的影响：一是建立在村庄信任基础上的作为非正式金融制度的标会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二是中国特定关系共同体中所体现的社会网络对于促进城乡移民、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及推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三是通过上市公司整合村庄发展的“以厂带村”治理模式对于探索我国农村发展新模式的影响。该书以作者在全国五个村庄跟踪调查研究十五年来积累的翔实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较先进，理论上有较大创新，研究结果对指导现实经济发展有较大意义。

工业化是任何一个谋求发展的农业国所不能逾越的阶段，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深刻教训。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工业化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回顾我国的工业化历程，并在总结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炼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特色，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演进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将激励我们为进一步推进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做出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利于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为继续推进新时期的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