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0日，是尊敬的张培刚老师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值得弟子们隆重纪念。“发展”问题始终是中华复兴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重要议题。即使中国未来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也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其依据不在于中国发达与否，而在于人类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张培刚老师[1]的《农业与工业化》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亦即后来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理论[2]。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分析[3]。今天重温张培刚老师的教诲和著述仍有醍醐灌顶之感受。

一、张培刚老师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我是张培刚先生的81级研究生。记得30多年前，我在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跟张培刚老师做研究生时，他时常会讲到自己早期从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研究经历。1934年6月底，张培刚老师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4]。当时学界有关于“以农立国”、“以工立国”、“以乡村工业立国”等争论，张培刚老师当时年仅21岁，就写了《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5]一文。提出中国要振兴经济，必须实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农业与工业化》的研究播下了学术种子。

张培刚老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影响了我们后来几代学子。如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化的初步迹象[6]。他针对当时我国粮食是否能够自给的争论和质疑深入调研了浙江食粮运销情况。调研发现，我国上海、宁波等地之所以大量进口洋米（即西贡米、仰光米），原因之一是当时海关掌握在洋人手里，洋米进口收税甚微，手续极为简便；原因之二是当时湖南、四川余粮因交通物流层层遇卡，运至上海、宁波成本昂贵，竞争不过洋米[7]。事实上，在1936年，外资控制了中国生铁和原煤产量80%，发电量76%，棉布69%，卷烟57%，航运吨位69.5%，铁路里程90％。控制金融海关和财政。在农业国搞工业化和现代化，闭关锁国会落后挨打，在列强炮舰下被动开放仍然会落后挨打。

1940年8月张培刚老师参加了第五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文科招收了两名，即张培刚老师录取为工商管理专业，吴于廑老师录取为经济史专业。1941年9月，张培刚老师去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就读。当时，他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课堂上只教个人和企业如何致富，却不讨论国家和人民如何致富。为了探讨国富和民富之道，1942年秋他转到了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研究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在哈佛大学校园里，当时有一批红色中国学生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曾动员在读中国学生在哈佛校园里分散传单，宣传进步思想，这批学子多数都学成回国服务。在进入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张培刚老师面临艰难选择，是选有长期调研积累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还是选农业国工业化这个前人尚未系统涉及的硬骨头[8]，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系统深入探讨了农业国怎样实现工业化的理论问题。

张培刚老师解读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他说，这“可说是我的经济观的起点和核心，它同时也体现了我的市场经济观，因为全书的分析是以竞争和市场机制作为基础的”。他接着说，“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观点，那就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他把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系统概括为六个部分：一、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对工业那只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基础作用。二、“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三、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先行官”作用。四、关于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技术、企业家才能）与限制因素（人口、资源、社会制度）。五、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六、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9]。

新中国建立前夕，张培刚老师于1949年2月辞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职务，谢绝哈佛大学任教的邀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转到当时的华中工学院任教。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大力倡导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1998年他获准带博士生，此年他已85岁高龄。我曾亲耳聆听张培刚老师讲过他的“牛肚子理论”[10]。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曾评论道，张培刚老师和我的经验显示着实地观察很重要。没有农村放牛的经历我写不出《佃农理论》，而张培刚老师也不会写出《农业与工业化》[11]。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佳实践丰富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建立了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基本公平、保障基本安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再偏远的农村地区都有赤脚医生、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小学校；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都建立了正规教育、共性技术平台和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当时始终没有解决好百姓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好经济效率问题，没有解决好缩小与世界的发展差距问题。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使张培刚先生在他的学术创造的黄金时期没有办法从事他最心爱的农业国的工业化理论、实践和战略的研究工作，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张培刚老师很快重新站到了发展经济学的最前沿，开始深入思考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等重大前沿问题。记得1983年我们几位弟子跟随张培刚老师参加了昆明举行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张培刚老师提交的论文就是科技是发展第一生产力的有关论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是第一要义，今天已形成广泛的共识。张培刚老师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为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了的弟子们安排了邹至庄、林少宫、王宏昌、刘涤源、吴纪先、李崇淮、谭崇台、朱景尧、傅殷才、曾启贤、李诚能、胡俊杰、陈伟林、黄芳泉、毛求实、孙鸿敞、毛刚、刘中荣、丑泽联等老师授课。记得邹至庄老师讲课时英文板书潦草了，张培刚老师会一笔一划地公正抄写一遍，一边写一边说，这些学生的英文基础较弱。作为张培刚老师的学生，当国家的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上来时，大家当时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再不发展就将被开除球籍。

最近，我再次阅读了谭慧老师整理，张培刚老师著的荆楚文库张培刚集三卷本。其中，张培刚老师在中卷本中收入了他当年所撰写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清苑的农家经济》，这是他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研时，和陈翰笙等学术老前辈合作调研1600多个农户调查基础上完成的著作。34年后的文革期间，1968年我父亲把我从北京送回老家务农，就是在当时的清苑县齐贤庄（清苑县现已改为保定市清苑区）。张培刚老师当年所写的清苑农家经济的场景，34年后我亲临其境。当时清苑农家生活依然没有电灯，一日三餐还是红薯当家，一年到头只有春节吃一顿没有肉和油的白菜水饺。这一切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张培刚老师的指导下，我确定的学术研究方向是经济发展的国际方面，侧重于学习研究经济发展政策和对外开放战略对推动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评估。这个学术方向我坚持下来了，重点做了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是在张培刚老师的指导下，我从发展理论、开放战略、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角度，深入探索比较了外向型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和内向型进口替代的拉美模式之间的发展业绩差异。并长期跟踪研究了广东佛山的内生型“养孩子”发展模式、东莞的外向型“领孩子”发展模式、深圳的体制改革驱动创新的发展模式的结构变迁。从1978年7月和8月，东莞和佛山分别创立了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从三来一补、代工贴牌、加工贸易起步，撬动了一个大国的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工业化经济的起飞和发展。其后，佛山转向了内生型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路径。从发展模式看，佛山靠市场驱动的内生性动力，在不同阶段经历了传统制造业蓬勃发展，到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到与绿色宜居城市化融合发展，到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增长轨迹。2019年佛山GDP规模超万亿，培育了两家进入全球500强的民营企业，但也面对缺少高大上生产要素，受本地要素禀赋局限性约束，下一步如何转向要素创造的瓶颈突围难题。东莞招商引资、腾笼换鸟、引进境外和国内先进产业、要素和企业，2021年GDP规模也超万亿。但也面对加工贸易方式如何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技术贸易转型的新课题。深圳以体制创新带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最有创新活力的标杆城市。但也面对高房价等成本驱动产业和人力外迁，改革前行举步维艰的压力。

二是在张培刚老师的指导下，我从大国“干中学”发展过程的角度，研究了国际环境、开放机遇和发展业绩之间的内在关联。从20世纪70、80年代世界发展经济学面对转型，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推荐东亚模式，再到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加入WTO全面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其中一条主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环境，是一个逐步推动经济自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而促进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超级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共十六大开始明确确定，这是中华复兴必须把握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最终成为全球化的赢家。改革开放40多年的最佳实践说明，开放的实质是“开窍”，即开全体人民市场经济的窍、经济国际化的窍、法治经济的窍。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激活内生增长动力，取得举世瞩目的增长实绩。如四川开放开窍的最佳实践。四川有句古话：“蜀道难，难qi于上青天。”险峻的地势使四川隔绝于外界，由此造就了过去四川人相对封闭的观念。但在这40多年间，四川人通过契而不舍的努力开放天空，大力发展航空运输业；开放信息网络，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大力发展中欧班列，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境内外快速流动，最终达到了开放开窍的效果。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释放活力、敢为人先，带来了今天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发展。然而，当前全球化收缩是一个基本事实，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在吗？和平发展与合作依然是当前世界的主题吗？全球产供链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是我目前研究的课题之一。

三是从入学之日起，我们就亲耳聆听了张培刚老师的“牛肚子”理论。时间过去40年了，我们一直在研究“牛肚子”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实施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推动外向型工业化发展，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获得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显著绩效。在这个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优先发展，西部地区大开发也在不断缩小差距，而中部地区塌陷是一个基本事实。当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中部地区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如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增长极，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样本？我们希望在新形势下探索张培刚老师牛肚子理论和政策的逻辑、路径和条件，努力把武汉打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战略支点。这需要破解几个重要问题：一是中部内陆地区如何提高经济国际化程度。包括提高城市国际化、产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程度。二是武汉如何打造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人才、一流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一流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三是武汉都市圈如何打造1+8的利益共同体，如何形成武汉都市圈与南昌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中原城市群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新局面。四是武汉与香港之间能否形成更紧密经贸关系。国家对香港的定位包括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亚太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如何与武汉建立新型合作关系。五是武汉如何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大国、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理论深化

师从张培刚老师学习研究发展经济学，一个必须研究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前行方向究竟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内涵：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必然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仅逐步从规则接收者、价格接受者、秩序接收者，转变为参与者、决定者、合作者，而且要从全球发展角度而不是自身发展角度考虑重大决策，做一个负责任大国。

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然涉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之义是做大做好蛋糕，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生产率基础，才能够切好分好蛋糕。浙江最佳实践说明，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矛盾，发挥政府作用解决不平衡矛盾，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才能平衡效率和公平关系。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当前物质文明的主要矛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上，而且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两个文明相协调需要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

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确定了2030、2060的双碳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践行高品质极简生活方式，高质量净零生产方式，高标准绿色发展方式，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合作方式，高层次绿色治理规制方式。

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探索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之路，跳出中美必有一战假说，构建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管控机制；探索跨越萨缪尔森陷阱之路，建立强强合作的新模式；探索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之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就要不断推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目前中国重点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有三个，分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RCEP有三个经济合作圈，一个是中国和东盟，一个是中国和日韩，还有一个是中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将共享区域自由贸易的好处。CPTPP将推动中国高标准的制度型开放，包括国有经济、竞争政策、产业补贴、知识产权、环境标准等方面的改革。DEPA则将推动中国数字经济规则的开放。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将超越传统自由贸易协议来建立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将贸易政策从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转向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价值观贸易政策，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推动的四大支柱，包括贸易、劳工和数字标准；清洁能源和脱碳；供应链弹性；税收和反腐败。这就要求我国制度型开放必须适应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的新形势，推动自由便利主导的对外开放战略，探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题的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涉及到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即我们未来是做一流制造强国还是二流制造强国，如何走出自己的制造强国之路？在中美战略竞争条件下，首先要夯实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基础，优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才是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根据国家工程院等机构发布的《2021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目前我国仍然是三流的制造强国，与二流制造强国，如日本、德国相比仍有一定距离。我国未来进入二流制造强国是时间的函数。换言之，只要有充足时间，中国一定能够跻身二流制造强国的行列。但要成为一流制造强国，光靠时间是不足够的，如日本、德国已很难进入一流制造强国行列，我们需要推动相应的体制机制重大变革。

首先，我们需要发展一流的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金融是制约德国、日本成为一流制造强国的最重要制约因素之一。二流、三流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支撑一流制造强国的。我国的一个重要优势是香港，如何在“一国两制”制度下推动香港金融中心进一步国际化、高端化、法治化，带动整个国家金融现代化、国际化、法治化发展，是事关中华复兴战略全局的大事。

其次，我们需要发展一流的人才、研究型大学和世界大脑。这也是制约德国、日本的另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同样，二流、三流人才是不可能支撑一流制造强国。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打造世界大脑，需要国际化人才和研究型大学。

再次，我们需要发展一流的法治、制度和规则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践行落地是关键。现阶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建立一流的制度规范、一流的治理体系、一流的法治环境，将好制度在方方面面落地。这是我们成为一流制造强国所要探索、践行和本地化的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条件下前行的。这就涉及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能够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实现中华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使命。这是一场战略博弈，美国少数极端分子希望通过打压制裁阻遏等各种手段使中国缺席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希望通过开放不封闭、合作不对抗、挂钩不脱勾的方式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这场战略博弈的结局是什么，关键在我。我们能否从实际出发，不求最先进、但求最适宜；不求最优解，但求满意解；在数字基础技术上紧紧跟随不掉队，在新基建上加大投资力度追赶缩小差距，在应用场景和平台上开放竞争与合作形成正向激励，在终端消费和链接上扬长避短、小步快跑。我相信，凭借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创新和探讨，我们一定能够在数字赋能、绿色赋能和科技赋能中，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子。

张培刚老师离开我们已接近12年了，这12年发展经济学正发生重大变化，WTO改革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将加剧世界分裂；中国发展正发生重大变化，消除绝对贫困后转向做大蛋糕的同时解决相对贫困和共同富裕；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化，新冠疫情后的供应链有了意识形态标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怀念张培刚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