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经过“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评审会充分讨论、评议和民主投票，并经过公示，有6篇论著获得了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本文向读者介绍获奖著作《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的前言。敬请阅读。
文/徐滇庆、柯睿思、李昕
早在1964年，联合国就提出“向贫穷宣战”，并且在1999年公布了消除贫穷的《千年发展计划》。可是，至今全球还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本书第1章详细讨论了贫穷在全球的分布。）
人们纷纷为穷国出谋划策，众说纷纭。（萨克斯的《贫穷的终结》一书，系统阐述了他对帮助穷国脱贫的观点。）除了经济学家之外，还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历史地理、社会习俗、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讨导致贫穷的原因。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启发人们思考，可是也有一些文章不着边际，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文章在华丽的辞藻后面空洞无物；有些文章陷入了一个走不出来的逻辑陷阱：由于穷，所以穷，弄不清楚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体系绝大多数是由生活、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无可否认，这些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时有其价值。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先天禀赋、文化历史的差异，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经济行为者在做选择时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限制因素却经常不同，因此，运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经常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参见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显然，当旧有的理论不能指导实践的时候，就应当发展新的理论。（在本书的第2章和第3章介绍了各种关于贫穷陷阱的理论和经济模型。在第4章讨论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在终结贫穷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
终结贫穷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可是，如何才能终结贫穷？尚需认真探讨、摸索终结贫穷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率先摆脱了贫穷。近年来，中国（本书提到的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均指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编者注）和印度相继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人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它们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路。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印度一倍多，各项经济指标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如果印度不能及时改变发展战略，那么印度非但不能赶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也许会越来越大。（本书第5章从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活水平、对外贸易、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科技教育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过去和现状。从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几乎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在30年之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差距。）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结果，两国领导人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都落空了。赶超战略留下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穷国在经济发展上很容易犯急性病。如果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政府必然要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为了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筹集资金，就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控制经济。一旦开始控制，就很难刹车，最后很可能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实践证明，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取得长期、显著的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改换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必然要相应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必须加速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印度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下大气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本书第7章和第8章讨论了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中期推进计划经济的历史教训，指出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必然扭曲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旦控制经济，进退两难，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过度强调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告诉穷国，资金从何而来？萨克斯(J.Sachs)等人极力主张增加外援，帮助穷国脱贫。实践证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外援可以起到显著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些作用，也很难帮助穷国跳出贫穷陷阱。事实上，中国获得的外援远远不如印度，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外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第一，外国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在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谁创造的财富谁拥有产权。外部援助理应促进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无偿赠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如何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尽管世界银行扶贫贷款总额不断增加，但仍然很难满足贫穷国家的需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战略问题，仅仅减免债务并不能使穷国脱离贫穷陷阱。外债拉动型经济增长很难持久，短期繁荣之后很可能再度陷入衰退。说到底，摆脱贫穷的根本出路在于让穷人有活可干，凭自己的双手来挣钱，自己养活自己，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在本书第16章讨论了外国捐赠、债务减免、外部贷款对发展中国家脱贫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
3.从目前的竞争态势来看，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为两个部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固定资本量的增加和资本利用率的改善。根据中国1984~2006年的数据模拟证明：劳动生产率对产出的影响最大，资本利用率其次，再次是固定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对产出的影响最小。
中国改革30年来培养和训练出来2亿产业大军，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工业生产组织，从而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反过来刺激了固定资本形成。印度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合同和订单就不能开工，没有就业机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谈起。（本书用了第14章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人力资本的理论，如果说印度在过去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最关键的因素就输在人力资本上。）
人口分布拟合线的负斜率可以被视为“人口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印两国人口结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印度人口分布拟合线斜率为负，而中国为正。由于中国不存在人口陷阱，人口扰动在逐年变小，在度过新增人口高峰之后，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路，中国就业压力有可能获得缓解。
“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红利”。印度必须非常警惕，千万不要坠入人口陷阱。（在第15章通过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分布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和印度虽然都是人口大国，但是人口分布的结构和变化趋势却显著不同。印度有可能坠入人口陷阱，必须提高警惕。）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在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周期规律有三点不同。第一，短缺经济和正常经济的区别。在缓解严重短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短期高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第二，经济体的边界区别。不断拓展经济边界使得中国得以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可是，除了一些高科技领域之外，印度经济还被束缚在国境之内。第三，制度压抑型经济和一般经济体的区别。在解除了一些制度约束之后，蕴藏在社会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有可能导致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种释放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政企不分是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有效拓展市场边界，印度遭遇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时间可能来得更早一些。（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和印度呈现不同的增长途径。本书第11章探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周期。）
6.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下一步产业转移的方向取决于市场竞争
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不仅要考虑自身的资源禀赋，还要考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态势，采取合理对策。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产业升级就是新陈代谢、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只有加速产业升级才能让经济体充满活力。第四次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转移的去向取决于市场竞争。看谁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不仅工资水平要低，而且劳动生产率要高。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绝非易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转移去印度，除了单位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转移成本。在其他条件都相近的情况下，在经济体内转移的成本要比向国外转移更低。产业转移是全球竞争的结果，究竟花落谁家？要看下一轮竞争。（产业转移有其特有的规律，在本书第12章讨论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心的转移规律。）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四小龙”比较类似，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印度的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居高不下，甚至出乎意料地出现回升。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众多的人口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整体的竞争力。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必然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徘徊，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贫穷。
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总量增加很快，而且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说明印度的工业制成品缺乏竞争力，不仅阻碍了印度扩大出口，并且导致出口结构的倒退。
印度在高科技服务外包上取得很大进展。可是，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走不远。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印度的实验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有关中国和印度的产业结构升级变化，请参见本书第13章。）
中国走向世界市场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参与的竞争组别比较低，对手比较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依然保留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还有扩张空间。印度参加的竞争组别层次较高，对手的实力很强。虽然印度可以在IT产业中争取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可是竞争的前景并不看好。
“中国制造”基本上并没有替代美国的劳工，和美国就业机会的外流没有多大关系。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美国家庭的实质购买力。印度和美国在信息行业就业上具有替代关系。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美国收入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印度从美国得到服务业外包，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都是合理的。（本书第18章讨论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20世纪，印度的贪污腐败问题比中国严重。最近几年，印度的清廉指数有所上升。
由统计数据可见：第一，穷国的腐败比富国更严重；第二，贪污腐败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直接关系；第三，贪污腐败突然恶化与经济体制变革有关。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寻租的空间很小。中国和印度都属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难怪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寻租、腐败都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政府控制越多，寻租的空间就越大。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寻租和腐败。出现寻租并不可怕，但是绝对不能让寻租制度化。一旦制度化了，再要治理，难度和成本会很高。整治寻租的最佳方式是加速改革，限制政府，政企分开。（中国和印度的贪污腐败现象和政府控制有关，请参阅本书第9章。）
10.中国和印度各有优势，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中印度处于下风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于印度，中国产品比印度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印度的劳动生产率虽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中国。在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印度较中国要落后很多。印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上有如下不利因素：规模经济、劳动分工、人员训练成本、销售渠道和销售成本。印度的劳动法限制了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规模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畸形发展形式，使得广大民众找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
许多人希望印度能够赶上或超过中国，这是一件好事。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更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斗志，需要经常提醒中国人，千万不能骄傲自满，稍不留意，印度就会赶上来。
中国要向印度学习，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积极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尽快开展民营银行试点，如果不彻底改革，金融危机势必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能为更多的印度人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印度不仅赶不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可能继续扩大。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赛刚刚开始，预言谁将最终取得胜利还为时过早。（在本书第19章从全员生产率、固定投资等方面讨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态势。）
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涉及中国和印度的不平等问题。效率与平等是经济学永恒的课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必须认真对待。影响基尼系数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其中，城乡差距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就业。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基尼系数通常被用来度量贫富差距。可是，由于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都很大，使用基尼系数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中国来说，第一，基尼系数高低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基尼系数高低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第三，基尼系数的变化不一定和社会稳定有关。显然，我们的解释和以往对基尼系数的理解有些相同。如果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也许可以为今后基尼系数的使用提供新的思路。实际上，从中国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某个具体的城市或乡村，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警戒线，也没有显著扩大，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基本稳定的原因。
印度贫富差距变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不能给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势必陷入贫穷陷阱，即使基尼系数再低，也不值得炫耀。（有关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请参阅本书第17章。）
毫无疑问，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各国的情况做具体分析，但是有一条原则肯定适用于所有的穷国，那就是要让民众有活可干。穷国除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必须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穷国普遍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穷→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没有钱投资→国内购买力低→国内市场规模很小→没有就业机会→穷。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只有增加就业才是摆脱贫穷陷阱的突破点。摆脱贫穷要靠民众努力增加生产，让老百姓有活可干。既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那么就只好另找出路，开发外部市场，给国民创造就业机会。对于穷国来说，有外援固然好，即使没有外援，有了订单就不怕。（请参阅本书第10章“贫穷怪圈”。）
是否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的根本区别。只有给民众提供就业机会，让亿万民众亲身参与到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贫穷面貌。
我们对这个课题跟踪研究了很久。早在1996年出版的《政府和经济发展》一书中，我们就已经对比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战略，并且在以后的一系列论文中从各个角度探讨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参见徐滇庆和李瑞，《政府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2007~2008年期间，徐滇庆休学术假，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恰好柯睿思(Christer Ljungwall)也在这里访问。两个人拜读了萨克斯的《贫穷的终结》一书之后，决定再写本书，题目就叫《终结贫穷之路》。我们高度评价萨克斯对贫穷问题研究的贡献，非常敬佩他身体力行，深入非洲、亚洲，访贫问苦，具体帮助当地的贫民。但是，对于他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他力主增加外援，可是我们认为外援并不能真正终结贫穷，要脱贫还要靠民众自身努力，关键在于就业。在2008年，我们得到瑞典爱立信基金的资助，到印度讲学、访问。我们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印度的学者、官员和民众的肯定和支持，更坚定了我们要将这些观点整理成书的念头。在写作过程中，中山大学的李昕在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下来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她为本书的撰写、数据统计、定量分析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可以将这本书奉献给大家。
虽然这本书是由我们3个人执笔的，可是其中汇集了许多人的真知灼见。我们曾多次和林毅夫教授探讨经济发展战略和比较优势。林毅夫在2007年马歇尔讲座上的报告《经济发展与转型》在许多方面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仅研究水平出类拔萃，而且学风严谨、自由、开放，为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研究环境。在这里我们得益于和许多专家、学者的讨论，周其仁、霍德明、巫和懋、姚洋、陈平、卢峰、平新乔等人都对本书贡献甚伟。非常感谢于宗先、吴敬琏、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王小鲁、樊纲、易纲、谢平、冯新元等人对我们的帮助和指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印度、瑞典等国许多朋友的指点和帮助，需要致谢的名单很长，我们特别希望向Ramona Lump-kin，Trish Fulton，Arne Bigsten, Ari Kokko, Magnus Blomstrom, Chia-Shang Chu, BorjeLjunggren, Thommy Svensson, Byasdeb Dasgupta等人表达我们最衷心的感谢。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帮助，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衷心感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HuronColleg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Stockhome School of Economics)、瑞典高级亚太研究院（Swedish School of Advanced Asia-Pacific Studies）、哥登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它们非常关心这项研究，慷慨地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
必须特别感谢我们的另一半──关克勤和Annika。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投入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是她们始终给予理解和支持。她们不仅在后勤上提供了最佳保证，同时还经常参与讨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的研究对社会有点贡献的话，其中有一半应当属于她们。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观点属于我们的初步探索，可能和以往文献中的提法并不一致。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力求严谨、完整、正确，但是由于水平所限，难免会存在许多谬误，我们衷心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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