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把加入WTO作为积极参与全球化，融合世界经济的一项战略举措。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原来认为是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纺织服装行业的发展看，在五年来的实践中，这类产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国际贸易摩擦和国内兄弟恶性竞争的双重打击。从国际环境看，2005年1月1日实现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一体化（ATC），但在2005年5月美欧两大纺织服装市场先后对中国一些主要出口产品类别采取特殊保障制裁措施，在全球纺织服装配额体系取消后对惟独对中国树起一道配额壁垒[4]。从国内情况看，国内纺织服装企业为迎接开放而纷纷增加和更新技术设备、扩大产能，准备用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的期望被打破。虽然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无论是产能、技术、品牌、质量，还是管理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未来的两年情况并不容乐观。一是2007和2008年中欧、中美纺织品协议将到期，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下一步应当怎么办？是主动设限还是继续被动设限，是主动建立起一个出口协调机制还是“走出去”把中国制造变成全球制造，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全球利益攸关者应当怎么办？二是2007和2008年全球经济走势、人民币汇率、棉花等原料价格、能源价格的走势都不容乐观。三是周边及全球竞争对手的发展态势也不容乐观。因此，作为比较优势或取得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何在学习国外企业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出全球综合运作能力和竞争力，包括全球市场的公共关系能力和社会责任形象，是这些优势产业下一步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

五年前，对中国加入WTO的利弊影响曾有过一个小的内部争论，即参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带来的冲击，究竟是前五年更大呢还是五年后更大。从过去的五年实践看，中国是加入WTO的净受益者。这五年既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最平稳的时期，也是开放和发展步伐最快的时期。那么五年后呢？一些外部更大冲击与内部深层次矛盾的汇合，是否会使我们陷入新的困境呢。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中国严格履行承诺、进一步完善法治，建立和健全正式制度规则和潜规则体系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也就是中国受到制度、规则、执行和协调能力等软环境方面的冲击和考验，要大于有形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对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力。为此，这将考验和挑战我们的应对能力：1)对外参与国际新秩序和新规则的谈判能力；2)对外参与双边和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的决策力，包括软实力；3)对内建立各部门及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间协调与合作的能力；4）建立有全球视野、大国责任和公平非歧视的开放型经济体制；5）建立内需为本、外需为辅、以我为主、差异竞争的内生型增长机制。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并购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流趋势，占比在3/4以上。但同期，绿地投资一直是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近年来，随着我国投资和商业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并购的案子逐步增多。尤其在外资开始并购金融、物流、研发、重要技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情况下，中国研究制定符合国际通行规范，能够有效管理和保障本国战略性资源、成长空间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对此，1）研究制定符合国际通行规范，能够有效管理和保障本国战略性资源、成长空间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体系。2）规范和加强外资并购的管理，应明确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与进一步开放市场和产业的合理的“度”和“界限”，扩大而不是缩小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3）当外储超万亿美元时，应当考虑运用新方式，如换股、相互投资等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新途径，在开放中构建共同利益和确保产业安全。

目前国际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增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外汇储备资产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结构改革的外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现内外部经济均衡，防范金融危机对产业可能带来损害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对企业而言，下列变化将是对产业竞争力影响较大的基本因素：1）人民币汇率将更大幅度升值；2）进口和对外投资将更加自由化；3）鼓励和扶持性贸易激励机制将要发生改变；4）要素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内外均衡尤其是外部均衡问题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从国外的教训看，货币大幅升值造成泡沫经济致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不慎的金融开放次序带来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资源和要素价格过快上升形成成本驱动型通胀的内部冲击，这些变化会削弱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国际贸易摩擦压力。200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相当美国的3.6%[5]，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产品主要是中低档品，如纺织服装、鞋、家具、玩具、彩电等，其技术含量和增值含量都远低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发生贸易冲突的产品，如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即使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30%，其中外资企业出口接近90%，国际工序分工地位也主要集中在中低档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结构的提升，同时要避免日趋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技术壁垒限制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预期。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从性质上也不同日美，美日之间的贸易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领域，而中美贸易摩擦还涉及到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心。

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出现了“独资化”趋势，加大其在华生产产品的内销比重，外资企业之间相互配套、系列引进、空间集聚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降低了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减少了本地企业为之配套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获取新技术来源、干中学和模仿创新的难度要大于预期。另一方面，外商来华投资更多是通过并购的方式消灭公开、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是资本而不是外资的性质使然。对此，开放和强化竞争而不是增加管制或干预，规范而不是放纵垄断或不公平竞争行为，是提高市场竞争效率、加大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产业发展面对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硬约束和“软”基础设施薄弱的条件下，对国际继续把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产业、产品和生产工序配置到中国的选择空间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产业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成本持续上升而产业环境治理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预期。为此，需要建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产业新优势：1）目前环保因素已成为珠、长三角地区招商选资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把环境保护真正作为各地区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加绿色GDP，确保环境安全的自觉行动，还有相当距离。2）有利于环保、资源节约的市场化手段也急需要发展，如通过建立矿产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生物质等新能源的弹性补贴等市场调节手段，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之目的。3）加强环保和资源节约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开放进程中的产业安全所涉及行业领域宽广，涉及到敏感领域开放、服务业准入、便利化、贸易与环境、能源、知识产权等领域，潜在代价很难事前准确评估和预测。现有的经验、知识和人才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知识和经验严重不足；2）能力建设，尤其是风险点管理和预警体系建设严重不足；3）社会广泛参与程度严重不足，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一个健康的社会心理是对未来充满自信，对建立在中华灿烂文化和我国和平发展长远利益基础之上的自信。为了这个目的，需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未来20年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获得长期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科学技术的支撑和保证。一个向上的社会文化是在开放进程中崇敬自主创新、创造和创意精神，而不是投机、引进依赖和拿来主义。为此，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包括经济上的公平和福利保障，更包括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充分保障。

目前的国际产业转型是一个分层次的动态变化过程。美、日、欧处于经济转型的第一层次，其建立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基础上的新兴产业，是推动创新浪潮的先导、促进发展的新增长点、“创造性毁灭”旧经济结构的引擎。这类新兴产业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知识和资讯管理为基础的高增值新兴服务业，另一类是以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为基础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美国在这轮发展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第二层次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省、巴西、印度等。按国际标准衡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发和创新大多不具原创性，仍处于新兴产业的引进、模仿、局部创新以及为第一层次提供加工制造、分销等环节的发展阶段，如韩国的电子产业、台湾省的IT产业、巴西的飞机制造业、印度的软件业等。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中、改革中和发展中的大国，国内产业结构呈现出从低到高、从西到东的动态多样化结构，主要是二元结构[6]。一元是成熟技术和适用技术为基础的传统产业（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一元是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新兴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何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并向新结构转型升级，如何扩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并成为中国下一轮结构转型的引导产业，是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要解决的问题。其中路径之一，是通过开放和国际合作，使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劣势转为竞争优势；通过开放和强化竞争，使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和外溢以及本地化得以快速发展；通过外资经济与内资经济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合作互动，使越来越多的本地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并通过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战略，提升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保障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和产业安全。

对于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在看法上存在一些分歧。有人认为只要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都算本土企业，那么外资企业和其研发活动也是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可以在创新的各个环节都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而知识产权一定是自主的，即专利权和知识产权迟早应掌握在中国本地企业手中。如果把诺基亚、IBM、美国通用、日本丰田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及成果都作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部分，将夸大我们自主创新的水平、能力和实际努力程度。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自主创新应当完全地自力更生，不需要国际合作，这也是非常狭隘和不利的。应该在保证知识产权自主性的前提下，积极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在引进来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即实现知识产权的本地化。这也包括创新品牌等无形资产的培育和增值，核心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人才转化为中国本土的技术、管理和人才。在这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些矛盾，因为建立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实际上是培育强大的新竞争者和一个更加开放和强化竞争的环境，这是先进入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为鼓励自主创新，以下五个方面是重要的：（1）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灵魂。美国创新理论的先驱熊彼特先生曾说过，企业家才干集中表现在创新精神上。他比较强调企业家在新要素组合、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方面的创新能力。在现代技术、市场和管理创新活动中，管理创新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培育、尊重和激励企业家才干的工作目前很缺乏。（2）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为创新活动创造更开放宽松的体制软环境，如提供一个低税费、少管制、多鼓励、能者上的制度软环境。80年代初期，美国产业竞争力呈现衰势，里根时期所采取的供给管理政策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体制软环境，10年后为美国带来了IT革命的新经济。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学习借鉴。（3）进一步规范和不断完善金融和资本市场体系，不仅为创新活动提供融资便利，更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机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储蓄和投资活动超过一国的界限，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美欧需求、东亚供给、美欧消费、东亚和产油国储蓄的新格局。在这种新形势下，应当探讨为自主创新和经济安全融资的新途径。（4）充分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建立健全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市场环境，维护健康向上的市场秩序。美国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曾说过，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政府主动建立维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是不多见的，更多的是侵害私有产权制度。要建立法治为基础的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是必须的。但美国发展早期和印度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案例也说明，承诺保护知识产权的标准和依据，不是美国现代标准，而应从中国发展实践出发。过高的标准和承诺将损害而不是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损害而不是促进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安全。（5）提倡研发体系中的联合研发和合作研发，明确企业是官产学研合作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客观上观察，我国企业无论大小研发投入的能力普遍不足，采用差别化战略而不是打价格战的能力普遍不足，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深层次参与跨国公司配套体系和全球采购网络的能力普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同业或上下游企业的联合研发和合作研发，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政府有关部门应参考美国80年代初期以来鼓励企业创新、联合研发、小企业参与、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创新体系协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没有这些努力，某种程度上就很难有以后的新经济和IT创新浪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利用FDI战略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的两缺口，到重视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再到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在其他国家更希望采用债权吸引外资，而不愿用股权和所有权让渡的方式吸引外资时，中国就选择了引进FDI的战略，其中的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为了引进外来竞争压力，激活市场经济因素，强化竞争激励机制，由出口导向部门最先完成产业竞争力由自然禀赋向要素禀赋的第一次过渡。然后又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完成由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出口部门转向非传统机电出口部门的第二次过渡。未来的方向是继续向以外资企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部门过渡呢，还是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国际营销渠道为基础的本地新兴出口部门过渡呢？是在“引进来”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的基础上，逐步转向外资经济与本地经济和产业的结合互动，激活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主国际营销渠道的发展，还是继续推动在华外资经济的转型升级呢？是继续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开始探索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模式呢？广阔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很难象长三角、珠三角那样，通过大量外部或内部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吸引外资，很难通过外资或内资建立出口主导部门的方式拉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起飞，很难在短期内建立与上三角、珠三角只有1至2小时航空距离的临空高技术产业集群。在这种条件下，中西部内陆地区在WTO后过渡期的发展亮点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加入WTO的后过渡期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NDRC, Beijing,1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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