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lliamson）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术语，并为“华盛顿共识”开出了10条内容的清单。其实质含义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因此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即“共识”。
“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虽然在世界上影响并不大，但其内容却在世界上发生着广泛的影响。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因此，在一个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谋求快速发展，都试图以美国为蓝图来设计和构建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
究竟“华盛顿共识”对世界是不是真正具有“普适”价值，我们不能够简单在理论上去推导，而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正如中国不断强调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首先看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这些国家力图走美国式的道路，来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这虽然在某个时段、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如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债台高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和政治动乱等。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则是最典型的例证。
其次看转型国家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苏联解体和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巨变之后的独联体和东欧各国，为了尽快走出过去实行的那种僵化社会主义的阴影，也在思想上理论上向美国一边倒，请来了萨克斯担任总顾问，寄希望推行“华盛顿共识”，创造自由市场体制，实现经济起飞的奇迹。
但这些转型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后，不仅未能达到期望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恶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骤变后的前十年的改革中，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以至比骤变前的水平还大幅度降低。随之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如前苏联在改革前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但十年后上升到总人口的50%，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大大降低）。更为严重的是，骤变前人们期盼的将很快出现稳定的市场经济局面并没有出现，却出现了黑手党对经济的控制。至于前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出现分裂和混乱，就是这场灾难最极端的表现。
“华盛顿共识”实践的不良结果，使得世界上普遍对其产生了严重怀疑，并受到世界上广泛的批评。为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华盛顿共识”既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和南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和南亚，国家政府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因此被称之为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state）。
“华盛顿共识”还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视而不见，比如广泛采用的佃农合约。佃农的实际税率高达50%——有的场合甚至高达66%，远远高出“华盛顿共识”所关注的许多其它税率。对佃农的激励这个大问题，却被那些大谈特谈“寻求合理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的国际金融机构忽略了。
斯蒂格利茨在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其任务就是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即市场可以自动导致经济效率，并且经济政策只看着眼前效率。“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二、“北京共识”的提出及其在世界上的强烈反响
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亦译为“拉莫”），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论文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转型）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指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北京共识”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概括。
雷默指出，“北京共识”是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雷默把“北京共识”定义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雷默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适价值”。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
雷默从“动力物理学”出发，对“北京共识”概括出了三个基本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之所以是“共识”，是因为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模式。
雷默在提出和论述“北京共识”时，又严厉批评了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 Wlliamson）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他指出，约翰·威廉森有感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问题而创建的“华盛顿共识”，效果适得其反，在过去10多年来却阻碍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严重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并引发了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
雷默的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同年5月21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和经济转型是“果断明智”的。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软实力”增强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甚至有人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在西方政界和经济学界推崇的“华盛顿共识”。更有人把“北京共识”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soft power)。目前巴西、越南等情形各异的国家都在追寻中国模式。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尔瓦拉（Ramgopal Agarwala）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经验应当最受称道。中国的成功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受羡慕的，其他国家应尊敬他并向他学习。”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很多人在过去的较长时间内并不知道“华盛顿共识”的概念，直到2004年5月美国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教授提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才把“华盛顿共识”的概念附带引了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在并不怎么知晓“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甚至是在与华盛顿“斗而不破”的长期摩擦中实现的。这就是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内生”的制度创新。即便是我们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完全“内化”为“中国造”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改革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和长期跟踪探索者，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对于乔舒亚·库珀·雷默教授提出“北京共识”在感情上是相通的，甚至具有感激之情。自己作为一个物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对雷默从“动力物理学”来推导“北京共识”也是理解的。他提出的“创新、改善人民生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主权”等都是完全正确的。但乔舒亚·库珀·雷默教授毕竟是个外国人，他虽然盛赞中国，并按照他的真实感受阐释了“北京共识”的内涵，但他难以从深层次上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中进行的，如履薄冰，充满着风险。当改革开放的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集团，只是下定决心非改不可，但当时并不可能有一揽子改革蓝图，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思想。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中国近27年来的改革总是高一脚低一脚、进两步退一步的过程中走出来的。开始时有人讽刺这是“瞎子摸象”，但正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门道，到达了胜利的彼岸。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稳操胜券，并取得巨大的成效？国内外都在探索这个“中国之谜”。对此，世界各国在研究，中国自己也在探索。
（1）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在这个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可能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某些内容是严重冲突的，因为作为“华盛顿共识”重要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权威政府、主张弱化政府甚至是“守夜人政府”的。然而，这却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先决性条件。因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也是确保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前提。国内情况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社会，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自从有了“世界”以来，各国之间实际上总是根据实力大小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某些强国总希望把“祸水”和“不幸”引向别的国家，特别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种世界格局中，每个国家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完全开放，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公民和国家的利益。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党及其政府才具有这种国际力量，这是为本国公民提供的最重要服务。
（2）不搞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而搞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的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
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当国有企业改革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来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两重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承受心理还比较脆弱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百千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可能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3）经济改革“理性超前（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保守）”的非对称组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20多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正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我不妨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想当年，苏联格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的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部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格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的某些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有不少学生给格尔巴乔夫发“致敬电”。但格尔巴乔夫把“诺贝尔和平奖杯”还没捧热，前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格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把格尔巴乔夫视为历史罪人而鞭打。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可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逆转。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的“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的“理性保守”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人民社会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世界民主化潮流推动，还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
（4）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虽然是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的，但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帷幕以来，改革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曲曲折折总是向着身材化逼近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西方国家来看，是怪怪的、不可思议的；国内也曾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何必要不伦不类地加个“社会主义”呢？而中国正是要以“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原教旨的、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这个原则就是国家主导和整体利益、社会目标和伦理道德。无论是效率目标，还是对外开放方面，都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原则。比如，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的部分专家，都力主中国尽快对外全面开放资本市场，而中国政府坚守不放，对此，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都很有看法。结果，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不仅自己基本上平安无事，而且对亚洲各国克服金融危机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果当年中国未能守住自己资本市场的门户，让世界资本大鳄自由进出中国资本市场，中国必然会深深卷入亚洲金融危机，那必定会给亚洲及其世界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怎么谈得上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做什么贡献。
由于中国的改革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做法上，总是与“华盛顿共识”格格不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有的经验可能是“反时代”、“反世界潮流”的。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外的批评声总是居高不下。有的预言，中国的改革将与苏联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掘墓者”。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道路，结果取得了巨大成功。
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大大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连续27年GDP年均增长9%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年均增长最高、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这样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每10年就使产出和收益增加一倍。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一直对中国转型道路持不同意见的世界银行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在评价中国经济转型成就时也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经历过这么快的增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进口拉美和亚洲商品的大国，中国的增长支撑着全球钢材、石油和其他原料的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这种情况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这必将使更多的学者抛弃“华盛顿共识”，转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独特发展道路。包括过去不少对中国怀疑、不满、指责和对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回过头来纷纷抛弃前嫌和陈见，对中国刮目相看和翘首称赞。
四、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无论怎样概括和归纳，归根到底归结为一条，诊断和把握好中国自己的脉搏，并用中医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辨证施治，那就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中国不想输入什么“模式”——对“华盛顿共识”既不遵从，也不说三道四；也不想输出“模式”——不向他国推销“北京共识”。我们只是埋头老老实实力求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即便是对赞扬和学习“北京共识”的国家，我们也要提个醒：一定要摸透自己的国情，切不要简单“拷贝”照搬。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国家。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就具有巨大差别，而且从历史、人文、地理、人口、气候、灾害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比美国复杂的多。我个人觉得，中国主席可能当好美国总统，而美国总统很难当好中国一个省长（这句话在会场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实际上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的事情。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认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之所以成为伟大名言，因为它以通俗的、老百姓的语言阐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我想，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成功，也没有多少玄机，无非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犹如猫抓老鼠，摸着黑、探着路、盯住方位、伺机出手。
由此，我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中国的所有知识分子，都要着眼和立足于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这一点上把所有中国人，不管是“海归”、“海留”和“本土派”（或者说“海龟”和“土鳖” ），都统一起来。
“猫”者，立志为中国做贡献之仁人志士也；“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中国的GDP虽然已过万亿元大关，居世界第六，但中国的人口等于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前十六个人口大国的总和，人均下来就少得可怜，居世界一百多位。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多方面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腐败、下岗失业、市场秩序混乱、收入差距过大、三农等）亟须我们解决。有些问题之“鼠”不仅多和大，而且还很顽固并反复孳生（如韭菜一样），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在某些问题上（如腐败），各种关系还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我们要坚持不懈，进行一场灭“鼠”的持久战，直至把“鼠”消灭。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要打破一切学说和思想的“原教旨主义”。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过搞教条主义灾难的深重历史教训。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实践化。
但往往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由于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因而人们对此高度警惕，防之如毒。但有的人却自觉不自觉地钻进了对美国、对当代西方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满脑子装了一大堆西方的模型，总习惯于以西方的模型观察和套用中国的一切，甚至习惯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分析、评判和阐述中国的现实，而不管这个模型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能不能被中国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坚决反对这种新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它同样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危害。
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羡慕、崇尚和希望学习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直选式政治民主，中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乡村干部直选，联合国、美国和中外许多学者对此高度重视，观摩直选过程，并进行了大量赞美式宣传，认为中国迎来了“真正的政治民主的新曙光”。几年过后，凡试行干部直选的乡村，很多都不太成功，产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于是乎，原来高歌赞颂中国试行乡村干部直选的联合国、美国和中外许多学者，都无可奈何的“集体失语”啦！怎么好端端的、先进的政治民主制度在中国就变味走型了呢？不管怎么疑问、彷徨、悲叹，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怎么解决乡村直接选举遗留下的后遗症，各地都在探索。湖南省湘阴县创造的“乡村第一支书”制度，则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本来，村里的党支部是由本村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为了有效地确保和促进村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委在全县机关抽调出一批党员，任命到各个村党支部任第一支书，指导、配合和全职参加村党支部的工作，三年一轮换。县乡两级设立“第一支书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乡村第一支书”制度看起来是怪怪的，但效果却是显著的。这使我想起几年前有一位外国人到中国考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许多事情很奇怪，许多做法不可思议，但却有效。这就是中国特色。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在160年前由于自身的衰落和世界列强的侵略，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弱国家。历代国民和学子都矢志不愈想要复兴图强中国。18世纪中后期，一些人提出完全学习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制度（全盘西化）才能复兴中国，于是产生了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或者说西学与国学二者孰优孰劣的碰撞和争论，最后形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主导思想。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最早探索。
再例如，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的急需，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归国者中有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完全按照苏联的做法指导中国革命，却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经过严重的挫折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成功。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成功探索。
民主是当代世界的潮流，也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深刻地内涵着民主的发展。但当代中国也只能够一步步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别无他策。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必须真正立足于中国，一切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出发。中国的国情特色不仅指整体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包括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差异。就像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中国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地区。由于幅员广大，人口和民族众多，自然资源和气候迥异，各个地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中国西部落后地区派干部到东部发达地区挂职学习，学习三年回到西部地区后，东部许多非常好的政策、做法在西部推行不开，或者无效。
中国的某些现实情况可能很不理想，但我们只能是“立足现实，改造现实”。有的人不太喜欢“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提法，把这看做是阻碍中国步入世界大道的借口和理论盾牌；主张推倒这个借口和盾牌，按照西方“先进的”模型一揽子设计和改造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对中国目前某些不理想的现实，则主张“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和主张。我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和“浪漫”的激情。“天真”属于儿童的憧憬，“浪漫”属于恋人花前月下的陶醉。关系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大事，是来不得半点“天真”和“浪漫”的。
实践已经证明，“天真”和“浪漫”的激情是无助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是抓不住“中国鼠”的。有的人很具爱国情结，很想抓“中国鼠”，很想为社会做些贡献。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在思想上却认为，只有“洋猫”才能抓住中国“土鼠”。真的是那样倒也好——不管“洋猫”、“土猫”，能抓住“中国鼠”就是好猫。但这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由于某些问题的产生，近两年社会上对“海归派”、“海留”总有些微词。我看这则大可不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整个社会的宽容心态也在静悄悄地发展。大家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者，对建设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应当立足于认真总结经验，着眼于开创未来，何必说三道四争论出个是非曲直来。国人对“海龟”、“海留”，“海龟”、“海留”对“土鳖”、对国人，都要以宽容的心态相互待之。尤其是对我们的“海归派”同胞更要如此，要允许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建设事业有个认识、熟悉和把握的过程。还是一句话：大家都在“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的基础上多一点沟通，多一点交流，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信任，多一点团结，多一点互补，多一点合作，不亦乐乎！
五、改革攻坚与“北京共识”的提升和优化
“北京共识”不是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在某一天突然从石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在27年年改革中渐进式打造出来的。如果把雷默教授提出“北京共识”看作是“北京共识”的“一朝分娩”，那么，过去27年的改革则是“北京共识”的“十月怀胎”。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就是说“北京共识”还处于“青少年”时代，还没有长成“成人”。根据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攻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北京共识”的提升和优化。
过去的27年，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三大战略转变”：在政治方面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思想路线方面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转变，在经济体制方面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三大转变是形成“北京共识”根本历史基础。而要进行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北京共识”，使其从“青少年”走向“成年”，则必须进一步实现六大战略转变。
二是从“数量型公有制主体”向“功能性和质量型公有制主体”的战略转变。27年来，一方面，在改革的理论探索中争议和分歧最大的是所有制；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实践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我们在理论上早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所有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则用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肯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2005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表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走上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都为我们在公有制理论上进一步与时俱进奠定了基础。一是“公有制优越性”的内涵要与时俱进。过去我们认为，无论什么行业和产业公有制都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实际上，在不同的行业和产业，不同的所有制其适应性和优越性是不一样的。对于竞争性行业，特别是竞争性中小企业，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显然不具有适应性和优越性，而非公有制具有比较明显的适应性和优越性。对于非竞争的或社会公益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则不具有适应性和优越性了，而主要应由公有或国有企业承担。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也要与时俱进。过去长期对公有制“主体”基本上是从“数量”上来理解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数量及其比例关系是不能人为地规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如果要人为地规定甚至限制某种所有制经济的数量，只会限制以致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数量型公有制主体”要不失时机地向“功能型和质量型公有制主体”转变。
三是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战略转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中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在改革开放27年后，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有了较大的扩大，形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弱势阶层，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固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因为收入差距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但收入差距过大，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文化的中国，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要与时俱进。固然，政府在一国经济增长中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政府淡出市场、不再管效率。但要看到，市场机制和竞争天生具有偏离社会公平的趋向，并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则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四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向“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的战略转变。在改革初期我们正确地提出了“搞活国营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了国营企业的“两权分离”，“国营企业”的提法就被“国有企业”所取代。到了90年代初中期，有了“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于是随之有了“从整体上搞活国有资本”、“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提法，并进一步延伸为“资本经营”、“资本重组”的实践。但以上所有提法都囿于“国有企业”。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题，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其他经济，都是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全国来看，“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必然向“从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意味为着对“搞活国有企业”这一中心环节的偏离甚至否定。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搞活国有企业”任重而道远。
五是从“单纯GDP增长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发展是硬道理，大力促进GDP的增长，这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但走过改革发展27年的中国，我们对“发展”二字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小康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成果。人类发展观有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在“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支配下的发展政策，导致了资源浪费、贫富悬殊、产业畸形、生态恶化、债台高筑等问题。而平民教育、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城乡协调等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被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客观上要求尽快走出单纯GDP崇拜，实现从“单纯GDP增长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六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中国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问题——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无论是“越位”、“错位”，还是“缺位”，都不是一个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内涵，这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严政、公正、亲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相一体的政府。这说明，中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以上所有的战略转变，第一，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都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石”。因为要成功地实现所有的战略转变，都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建设为根本条件，即“制度依赖”。“制度建设”与“经济建设”相比，不是前者偏离后者的问题，而是一个更高层位的问题。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是推进生产力发展根本的、首要的因素，只要全心全意“盯住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其神奇力量足以让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从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和有序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2005年作为“改革年”，有着大量的艰巨改革任务，而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在改革攻坚中打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打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首先在于利益关系的调整。
利益永远是社会的焦点——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和社会和谐的平衡点。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农民大起义导源于大多数农民饥寒交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动力是因为旧的经济体制没有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是因为改革给大家带来了好处。但为什么当大家都享受到了改革利益的时候，却产生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则因为比较利益发生了过度倾斜，导致社会阶层的新的分化，使利益占有相对过低和利益绝对减少者（如下岗人员）产生了严重不满。这包括城乡差距的过度拉大、区域差距的过度拉大、部门利益的过度拉大和阶层利益的过度拉大等等。因此，协调城乡、区域、部门和阶层的利益则应该是2005年和今后改革攻坚的重头戏。
近几年来，中国阶层利益的分化及其矛盾的突显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而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要照顾社会弱势阶层而回过头搞平均主义，又不能因为要激励效率而任凭强势阶层自由攀升而激化社会矛盾。既要反对仇富心理，又要反对对弱势阶层的冷漠心理，从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平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这正是前面提出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战略转变的意义所在。
问题不仅在于“利益矛盾”，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动力和阻力问题。一般说来，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改革的得力者。但这并不是绝对规律。改革攻坚的阻力往往来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部分人，现在处于“最佳状态”，他们既反对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推进改革，极力维持目前这种不甚协调及不和谐的利益格局。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和原有的利益集团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中国的改革攻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关注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仅是打造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确保改革攻坚顺利进行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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