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所有学科都没有像发展经济学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历经磨难。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次大的挑战。第一次挑战来自于发展经济学内部，赫尔希曼于1980年提出发展经济学本身的理论范式不规范，既有马克思主义成分又有新古典主义成分和其他成分，其体系本身有问题，所以该学科将回会衰亡。第二个挑战者是拉尔，他在《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早期发展经济学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结论是“统制主义”的教条，已经归于失败，所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就失败了。第三次挑战来自克鲁格曼。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存在者根本的方法论缺陷，没有使用现代计量和数理方法。但他留有余地，认为如果发展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加以改进的话，有些命题还是可以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加以表述。从这三次挑战来看，第一次是对发展经济学体系的攻击，第二次是对政策，第三次冲击的是方法，然而，从总体上却是一次比一次缓和。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恰恰说明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是有生命力的。
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大体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1980年代到在本世纪为第三阶段。目前这个学科的发展仍然处在第三阶段上。因此，从学科发展的延续性角度来看，本世纪初发展经济学出现的一些新动向，无疑是第三阶段进一步发展的延伸。为了陈述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中所显示出来的新趋向，有必要对第三阶段所取得的主要进展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然后再来讨论本世纪初发展经济学的新动向。
我本人今天的报告题目分三个问题来讲：第一，对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成就的总结；第二，本世纪初5年来发展经济学演进的新动向；第三，对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新动向的几点思考；第四，从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一、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1．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刻画。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的发展的差距不在GDP，而在是否创立了这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它的机制是否完备。这个机制要完备，市场就必须比较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很大程度上确实有“边际条件”和“总体条件”的差异。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很多领域基本上已经成熟，大的市场框架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发达国家中的许多变动，从微量上进行边际调节是符合事实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微量的边际调节往往是行不通的，因为总体条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市场不完善如何会阻碍经济发展成为思考的焦点。B.C.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年探讨了技术外在性和货币外在性，发现技术外在性存在时竞争性均衡不会是帕累托效率，而当经济存在扭曲时货币外在性具有显著的福利效果。正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80年代末得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效率的一般结论：阿罗—德布鲁的伟大成就在于借助一连串特设发现了市场效率的特例，它不仅要求完全竞争，而且要求一整套市场和完全信息，而现实经济总是受约束的帕累托低效率，因为风险和信息不对称起着重要作用。这类市场不完全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为流行，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几乎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政府干预的潜在作用。他不赞成克鲁格等“政府无效率”的观点，认为东亚成功经验在于及早放弃了计划模式，政府帮助指导和创造市场，履行各项法规，加强部门间竞争并在出口市场上提供激励，而不是替代市场。
2．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市场的研究。在市场不完全的背景之下，往往有一些非正规制度起替代作用。斯蒂格利茨于1974年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分成租制（sharecropping）的研究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A.布雷夫曼和斯蒂格利茨1982年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市场联结（interlinking of markets）现象，认为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流行的环境中，这类联结具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效应，并将跨市场外在性有效地内在化。C.贝尔1988年也从市场联结角度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的问题，指出当跨时资源配置的重要市场（如保险和资本市场）不存在时，个人会通过现有交易方式找到跨市场的交易联结，这是人们对所缺乏的市场做出最适度反应的结果。
3．对发展中国家中家庭（家户）起替代市场的作用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家庭承担了一个小的市场单位的角色，比方说保险功能，人力资本投资功能，物质资本积累功能，很多市场的功能落实在家庭这个环节，所以发展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不是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而是发展中国家的家户模型，家户模型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家庭成员的角色，它在资源配置中是怎样扮演的，里面包括男女是否平等，包括资源是向男孩投入得多还是向女孩投入的多；第二是营养不良对提高生产率的影响；第三人力资本的形成。H.宾斯旺格1989年研究了新古典和结构两个流派长期争论的有关不发达国家农民及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的反应问题，得出了农业部门短期内价格弹性低但长期内会增大的结论。家户行为也受到关注，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决策单位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这一点是“理解不发达国家经济行为的中心”。最早的新古典家户模型可追溯到G.S.贝克尔1964年构筑的包括生育、教育、健康和劳动力供给与消费的人力资本决策模型。1982年M.罗森茨维格与T.P.舒尔茨估算了印度男童和女童存活率差异，得出了该差异取决于男女童预期劳动力相对收入的结论。J.R.贝尔曼和A.德奥拉利卡于1987 年估算出发展中国家对卡路里的需求收入弹性接近于零。90年代初M.B.麦克埃尔罗伊等人用博弈论分析了家户内男女性之间在资源配置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差异。J.斯特劳斯和D.托马斯1995年从收入与营养间相关分析中得到收入增长不一定能降低营养不良的结果。
4．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从历史过程来看，1986年P.罗默修正和扩展了了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提出一个含有外在性、产出生产中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收益递减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证明了存在递增收益时，包含外在性的竞争性均衡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却能解释历史上的长期增长。两年之后，R.E.卢卡斯以物资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通过就学积累人力资本以及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三个模型为依托，构筑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其中，他对人力资本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做了区分，说明由于具有递增收益的外在效应内在化于企业和家庭之中，因而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引擎”，并用各国初始资本水平差异解释各国在持续增长过程中收入水平差距何以长期保持的原因。继罗默和卢卡斯之后掀起了一场“新增长理论热”，前后有几十种增长理论模型问世。有较大影响的是贝克尔、K.M.墨菲和R.塔穆拉1990年提出的内生生育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相互关系模型，R.巴罗和X.萨拉-I-马丁1991年完成的对各国和地区间经济增长趋同趋势的研究，阿尔温扬1991年用内生的“边干边学”模型对产品间外溢效应和国际贸易动态效应的分析以及G.H.格罗斯曼和H.赫尔普曼1991年完成的分析一个多部门序列中各部门间每种产品在质量阶梯上不均匀地随机攀升并由此对研究与开发带来利润激励的增长模型等。
5．推进了制度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国人对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有问题，似乎一讲起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总是将所有与制度有关的内容都囊扩进来。实际上，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讨论制度的作用是与长期有关的。诺思1981年提出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其中制度变迁的成本对收益之比是加速或延缓变迁的关键因素。O.威廉姆森一直应用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研究经济组织，到80年代中期终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他提出有限理性和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两个假定来修正新古典理论行为假定，并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多学科方法探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的合约问题，以便在“把工商企业当作规制结构而不是当作生产函数来看待”的前提下，说明生产的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重要性。该领域其他重要文献还有M.奥尔森有关特殊利益集团或“分配联盟”旨在获取更多收入或财富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以及其他人的“搭便车”行为（free riding）造成资源浪费并阻碍增长的分析；J.M.布坎南等人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解释政治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机制影响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R.D.托利森、G.塔洛克、S.P.马基等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对寻租和人为“设租”造成资源浪费的机制做了描述；V.W.拉坦讨论诱致性变迁，林毅夫区分并探讨了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制度变迁，等等。
6．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探讨。长期以来，这类问题属于资源或人口经济学以及生态与环境等技术科学研究的范围。1989年K.-G.马勒提出了“帕累托可持续性”（Pareto sustainability）定义，就此将流行了多年的非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视野。1992年T.帕那约托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激起广泛讨论。1995年P.达斯古普塔和马勒合写的论文中提出了“环境资源基数”、“当地公用地”和“全球公用地”概念，论述了制度、环境资源基数同贫困的关系，认为包含市场失效在内的制度失效加上政策失效导致环境恶化，而贫困本身是环境恶化的原因，同时又是环境恶化的结果。
二、本世纪初5年来发展经济学演进的新动向
进入21世纪已经5年过去了。发展经济学有什么新的发展？我最近查了国际上公认的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几个主要大本营的代表人物的个人网页。在2001年到2005年的文献中，所查大学主要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哥伦比亚、纽约大学、英国的肯特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归纳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基本的研究领域还是主要集中在以上6个方面，但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开始关注一些新的领域，这些领域在过去不怎么被人们所注意或注意不多。这些新的发展发映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2．对种族问题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结构主义者使用新方法讨论种族问题。我们知道在非洲如果你不讨论种族问题，他们的发展是不能起步的。如果人类把非洲丢掉了，那么人类还有多大的地方可以考虑发展问题呢？
3．关于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问题。Stiglitz最近一篇有关民众在微观（公司治理）和宏观层次上的参与程度的讨论。将其与社会发展、与社会资本的积累联系起来。
4．全球化问题。这在80年代很少讨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文献对这个问题很少讨论，但现在全球化问题已经摆到每个经济学家面前。政治全球化往往先于经济全球化。
5．关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和技术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过去也有讨论，但是比较少。我们知道关于创新问题中技术进步的概念都包括在新古典厂商理论中，或者希克斯有关包括有偏向的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在内的概念中。传统新古典很少进入具体的技术创新过程讨论，那么现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特别是新增长理论发展，大家开始关注R&D，即研究和开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虽然仍然使用主流的方法，但视角有了很大的改变。
6．对金融发展问题的进一步考虑。“金融约束论”；“信贷配给说”；
7．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关注。结构主义思路再次显出优势；各种思路比较优势；
8．对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问题的重新思考。最典型的是卢卡斯，他198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发展的机制的文章，最近由他倡导，包括格雷夫等重新研究经济史。最近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多，像雨后春笋的涌现出来。这个现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人们）研究经济史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那么我的判断是错的。（这些经济学家）重新研究经济史，是研究当时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美国原始积累时期发展是怎样起步的；还有关于对殖民地时代的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影响的研究。这么多的包括全世界第一流的学者来讨论当时发达国家怎么起步，这个起步过程中哪些要素是关键要素。这个现象非常重要。当一大批最优秀的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经济史时，这说明他们有某种重新考虑这个学科的意向。说明发展的问题被更多的人所关注，（或者），是不是说明发展可能比（资源）配置重要，否则为什么重新讨论经济史呢？他们讨论经济史是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模型来讨论经济史问题的，使用的工具非常现代。尤其是递增收益分析工具的使用突破了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或命题。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往往意味着对现有理论的不满意，对现有的理论解释开始怀疑。
三、对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新动向的几点思考
1．主流经济学的大量渗入。经济发展许多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在现代经济学中，判断一个学科是否还在发展，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看主流经济学家对它的关注程度。新古典经济学家改变了过去排斥发展经济学的态度，他们似乎想把发展经济学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渠道。近年来，许多第一流的学者纷纷卷入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斯蒂格利茨、卢卡斯、巴罗等，似乎给人以惟恐赶不上车的感觉。
这里有3方面特征：其一，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得益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其实质在于修正和完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随着制度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与代理理论、博弈论、厂商理论以及交易成本、败德行为、逆选择、搭便车等概念的引入，不仅使新古典基本理论大为改观，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发展问题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再停留在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和扭曲偏离均衡的解释，而是在承认扭曲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政策工具实现“次优”最佳状态；以后又进一步推出了在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即使是市场竞争也不会是帕累托效率的结论。其二，早年结构主义者提出的命题给主流经济学家以极大的启示。当如今新古典学者重新审视早期阶段发展经济学时，却同结构主义者殊途同归：“大推进”、“平衡增长”等命题被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在理论上仍然有效”，这些命题“实际上确认了竞争性市场均衡中被忽略了的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某些从对不发达国家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也给发达国家研究以启示。例如，“效率工资”模型被用于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得出了与发展中国家近似的结果；又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则被认为吸收了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其三，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引入。特别是新增长理论。有一种趋势，主流经济学似乎想用新增长理论这样一个理论分析范式，来替代发展经济学，把它纳入新古典的主流渠道，而替代的最主要的分析工具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但是当他们想办法涉足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领域，他们实际上把他们原来的新古典紧约束的框架一点、一点地丢掉了。
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挑战为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激励。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公认的事实，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展远远滞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最典型实例是在相当长时期内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这种状况激励着西方经济学界许多第一流学者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这里有3类人：一是1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迄今为止已摘取桂冠的57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其本人就是发展经济学家或者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就有10多位，其中如丁伯根、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森、斯蒂格利茨等人正是在亲临发展中国家并从事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才完成他们的理论创新的；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人）。三是一大批在发展中国家长大但在发达国家受到当代经济学良好训练的学者，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森、巴格瓦蒂、巴丹等。这些经济学精英们选准市场不完善甚至根本不存在某些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试图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新增长理论被认为是受东亚成功经验激励而成功地做出的“理论化”总结。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所固有的最强烈的追求完美性的倾向。虽然经济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但经济学家有着追求其理论普适性的强烈愿望。这种追求理论完美性和普适性的意向在包括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内的经济学家大家们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多年来一大批第一流的经济学家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并在其中展现其才华，将他们提出的新理论放到发展中国家来检验，以验证其理论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意义。正是这一大批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追求，才促成了这门学科的长足进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人提出来的经济理论的某些命题、假设和结论都要受到经验检验，一种理论越是能解释市场不完善、不规范甚至市场缺失的发展中国家，则这种理论便越是具有普遍意义。在现今世界上已有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大体上有20多个发达国家，其余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只能解释OECD国家的问题，而不能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说清楚的话，那么，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失去解释力。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世界所瞩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经济行为，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干预不是在纠正“市场失灵”和补充或替代“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的意义上体现出它的效力，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同东亚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近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但中国从总体来看仍然保持着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始终同经济转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加入WTO又是在市场体制仍未完善的前提下迈出这一步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中国的案例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未曾遇到过的，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远未达到完善程度，经济转轨过程也远未完成，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征都表现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中所依赖的范畴、命题以及基本假设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因此，在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修正原有的假设条件，提出新的假设条件或增加附设条件，使之与中国的现实相适应。
3．新的分析方法对发展经济学的推进。其一，CGE模型的大量涌现。结构主义者在原有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用主流的方法加以武装。近年来最突出进展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虽然也是一般均衡，但给它付予了非常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通过这种方式，结构主义者把它们重新武装起来，然后进行讨论。其二，在多学科融合的趋势中更多地展现出经济学的“人类关怀”。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都在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展现了很大的空间。在经济学的演进中，有两次表现出人文关怀，一次是Becker的贡献，将经济学分析的触角伸进家庭、犯罪、歧视等领域。那一次展现了经济学在“宽化”方面的潜力。第二次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关怀，这次关怀显示了更大的“宽化”的空间。一方面，递增收益的分析对经济学家解释世界赋予了更强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毕竟是整个人类的事情。随着经济学视野的不断扩大，“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体现的人类关怀将会更多的纳入进来。而人类关怀最现实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怀，因为当今世界上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如果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怀放入发展经济学，那么我们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的前景是难以估量的。
四、从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看经济学的主题
从发展经济学60多年的演进历程中，我们所见到的情景并不是这个学术领域的衰落，而是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激荡中，新观点不断涌现，老观点被重新讨论。这种学科兴盛的情景恰好说明发展经济学仍处在它的繁荣时期。据一位希腊发展经济学家统计，20世纪60年代第一种有关经济发展的刊物问世，截止1988年已超过了50种，至今这个数字肯定上升了。学术刊物的增多，一方面说明学术队伍在壮大，另一方面说明这个学科正在蒸蒸日上。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最近，我在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即经济学的起源到底是配置还是发展？我们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国富论》就是讨论经济发展的，因为“国家如何富强”无疑就是指“一国经济如何取得发展”。这意味着，斯密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这种思想经过李嘉图、马尔萨斯，大体上还是强调“国富”问题，但李嘉图在讨论地租时，已经开始尝试边际分析工具，这一分析工具经过穆勒之后，已经为边际革命准备了理论前提。到了这时，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命题同时并进，一个是资源配置，另一个是经济发展，即“国富”。然而，让我们重新回到斯密那里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论述了“看不见的手”，但问题是，是“国富论”包含了“看不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将“国富论”包括在其中？如果是国富论包含了看不见的手，那么假设没有发生边际革命的话，那么经济学一直关注的就是经济发展问题。这两个命题，我将它们称之为“亚当·斯密悖论”，即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尽管有关“配置”的说法有很多，例如“选择”等说法，我认为都是在“紧约束”条件下考虑问题，即在假定诸多因素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有限的选择资源来理性地考虑配置。“选择”和“配置”只不过是不同的说法。所以经济学中的“发展”和“配置”这两大范畴，谁服从谁？我觉得配置的范畴太小了，装不下“宏大”的发展问题。否则，经济学不会由“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走向“规模收益递增”。所以，现代经济学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突破“紧约束”，向“宽约束”的发展方向靠拢。当然，我在这里应该公正的讲，配置是必要的，边际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非常成功的结晶。因为是先有亚当·斯密，后来才有了边际革命。边际革命把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缩小了，是为了使用数学工具，是为了把微积分引进来，使经济学走向成熟。但是，成熟往往是从局部开始的。我们可以反思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比如说你是从16岁或者14岁开始发萌，或者更早一些更晚一些，但是你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大人的，你是从某个问题开始懂一点，知道大人是怎么思考的。边际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在经济学需要数学的时候，它找一个最薄弱的地方给它凿个孔。比方说这是一块板，它找一个最薄的地方凿孔，如果它找一个最厚的地方凿孔，那么数学就进入不了经济学，至少要晚好几十年。所以当经济学用数学武装起来的时候，它是朝着一个局部的完善化方向发展，但是它放弃了很多的东西。也就是说，边际革命给经济学穿上“紧身衣”，通过缩小经济学的视野的而推动经济学走向成熟的，而边际报酬却是通过引导经济学走上“宽化”的“发展坦途”而进一步促成了经济学的成熟。当经济学出现了报酬递增革命之后，经济学已经不再依赖传统的边际分析了，分析方法已经不再是静态了，开始转向动态的。沿着报酬递增的思路向前，经济学的视野会更加扩大，会更多的向斯密的“国富”方向靠拢，而不是向“配置”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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