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徐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以及有关的学术讨论,我讲的题目是:关于三个市场失效的思考——以企业改革、“走出去”与跨国收购为例的讨论。这个题目与张老师讲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原因是上午听了发言之后，感到原来的想法是介绍中心研究的实际情况，这个搞法与发展经济学不相适应，所以将题目变得更理论些，变成关于三种市场类型失效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作用，这样成了发展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问题了，而且这几年经常写这种东西，但是没有像林毅夫教授那样有专著，都是在文章中写。去年，在我们中心为中央准备去年的《决定》做的专题研究，当时提出了个本土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主要三种思想，实际上，上午听林教授的报告，他也讲了这个问题，但他更浓缩，但是我临时也没法变，所以我还是用我这个想法。
我所谓的三种失效，本质上都是经常学讲的那个思想，外部性、信息不对称、范围经济、自然垄断，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重大的不确定性，这样之类的问题，重大的不确定性是个派生的。那么所谓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失效从理论上跟前面是一样的。但是和发展、转型这两个领域一结合，它就有它的特点，而我们在中国研究问题，就要研究这个特点，所以我就把它叫三个市场失效。第一种就是刚才讲的，在座的比我还懂，我过去也不是学经济的。第二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效是什么呢？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很差，无论是法制、交易制度，无论是市场运输、传输各方面，包括信用体系各方面都比较差，不光是法律制度的问题。那么，转型经济国家怎么回事呢？特别是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这种大国原来靠国家计划经济，它已经聚集了很大的力量，在这种国家具有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一般的是生产力不发达，市场也不发达。它聚集了很大的特点，政府依靠它的力量已经做了很大的积聚，在这种情况下转型条件下，它带来的信息问题等就不一样。这个法律制度，这一点，一般的经济学家不讨论市场失效的问题。可是中国这种转型国家，这种发展中国家必须讨论的，而且我们国家凭国家的力量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工业基础，因此它会有它的特点，所以我要把这些区别开，我就讲讲三个问题上的一些体会。
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以来的主题，一个关键问题，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占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而它的效率不高，所以要改革。那么，1997年十五大就提出了要改革，而且提出了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提了有四个领域国家还可以保持经济的控制力，当时讲的是自然垄断、安全、重要的基础设施，有些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这是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国97年以来的改革，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个标志就是国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安排，所以各地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没有把这个两个问题从政策上落实。前两年，大家知道中国最大的徐州工程机械厂卖给外国公司，前时南孕也卖，这也是。都是国家经济布局问题没有想清楚，那么现在大家也认为在经济发展当中，国有企业是一种工具，已经积累的资源要用好，你不用好，会造成浪费。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的观点，比如说，认为无非你能搞些研发的支持，还有些人认为无非能搞点风险投资，再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卖，并没有把这个结合起来，而现在有两种情况：一是已有些国企很强大，确实也应该改革改制，但是是不是还可以给一定的支持。还有些企业已经私有化了，或者说已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政府有股份，民间有股份，国家还能不能支持。包括林教授今天上午讲的，财政性的支持，投资的方式或者是补贴的方式支持，国有企业是退出，其实这个不光是国有的，还有非国有的或混合经济的，你只能研发，其他你不能搞，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情况是怎么的，不完全是这种情况。比如去年，中央技术创新大会表扬了一家公司，叫中星微，搞多媒体芯片，是伯克利大学回来的几个博士硅谷办了后回来的，它当时国家不投资干不成，国家投了资，外资才跟着干。因为刚开始，看不清，别人不干。当时信息产业部支持，当时周院长见了邓中翰很支持，但是他不懂产业，他说你找信息产业部。当时回来想搞CPU，信息产业部一分析，你甭搞，你怎么搞得过INTEL，肯定失败，你搞多媒体芯片，INTEL现在没有力量在方面大搞，你可能成功。提了这个建议，也接受了。最后同时信息产业部的基金投了几千万，然后一些外国公司跟着投了一些钱。当时都不敢投，因为觉得美国公司极其强大，你怎么会有戏呢？现在在酝酿一个就是有些产业，比如半导体，是台湾搞的。当时政府也投钱，如果不投钱，你也搞不成。实际上，大家也知道，早期台湾的台机电，都是政府投钱的。因为当时民间没有信心，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无论是改制没改制，包括多种手段的投入和发展结合盐业是必须考虑的，不是只在创业阶段。这些行业面临的问题，技术风险从原理上是不存在的，主要是市场风险，而市场风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当年台机电搞的是消费电子、手表上的芯片，也是比较明确的加工这个起家。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有市场风险不能搞，这个无论是贷款，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府、很多部门都是这个观点，开发银行说市场化，你没那么大把握，我一评估后枪毙，如果那样，韩国、日本的汽车工业、半导体根本起不来。三星电子在1999年前的十几年每年的收益率就是0.5%-1%，直到2000年以后才从几亿变成十几亿，后变成上百亿，是30年的积累，即67、68年进入，才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是面就是说，我们发展中国家市场失效的一个特点。保护适当的保护+竞争机制+一定的市场空间，我是后发优势，就有可能能成功。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研究日本的产业政策说，具体的扶持政策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保护下但同时有竞争机制。当时我们搞产业政策时一个世行的专家也比较强调这一点，但当时金融支持也很重要，因为当时日本的商业银行要是不支持他们的汽车工业的，在50年代初，认为不可能成功。但实际日本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的学习能力。所以在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怎么样考虑把这个资源用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中国由于前20-30年搞工业化，虽然有些目标不对，但不是什么都没有，不结合起来，最后会造成资源浪费。改革有利有弊，今天上午听林教授讲，他分四类，实际上他也是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前年以来中国公司的跨国收购、兼并引起很大的争论，我们当时也做了些研究。我当时也做了些研究，重点是研究了IT企业，包括消费电子，比如TCL、联想、华为。华为收购没有成功，有关部门说，你要收购能源，收购矿产，我觉得很好，看得见摸得着，你收购什么技术、什么品牌、收购什么渠道，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你的国际化能力很低，所以你不好搞，持批评者占大多数。后来，TCL业绩不太好，联想到下半年业绩还凑合。另外不是热点了。但是不是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根据我们的调整，像这几家公司，我们都做了调查、访谈。包括外国公司为他们作的咨询报告，有一部分也给我们看过，我们的观察，他们这样搞是有原因的，就是中国的市场非常开放，中国这些行业的最高端产品基本上被外国公司掌握。但是中国的企业，中低端产品可以到墨西哥生产，像TCL就到墨西哥，三个厂变成一个厂，整合了，效率提高，但也有问题，主要是平板、液晶显示器上端的东西掌握不够，而产品结果正好变化，所以市场反映不好。这一点，原来准备不足，如果准备足的话，不会有问题。他们主要看到比较优势这一条，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也是想要获得品牌技术等资源，第三实际上他们都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比如海尔2001年就在意大利收购了一家家电公司，当时他们第一目标收购失败，他们收购了一家低端白家电，结果他们继续打海尔的牌子，把那个公司变成了加工厂。为什么要收购美泰克，它是一个高端品牌，而且这个产业正在发生结构变化，就是循环经济，所有的材料都要回收，中国这方面的技术还不行，结果不让他进去。它出价高，还没搞成，股东不支持。都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包括TCL，在印度、越南，一年几十亿，利润也有几亿，但确实也不有一个过程。从97年金融危机一直在干，但是也有问题，一是实力不足，本来就是中低端，稍微有点波动，就受不了，就大量借钱。他们这种公司是没有什么资本金的，TCL几千块起家，哪有什么钱，总资产百把亿，净资产几十亿，一年做300亿的营业额。看索尼这样一个公司，总资产和营业额1：1，然后负债率50-60%，所以周转率非常高，但不是弱。第二，国际化经验比较缺乏，有些比较仓促，有的出大价钱请外国公司研究，但是也没有搞到点上去，或者人家讲的没搞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政策支持不够。我国的企业出去，想搞点政策性贷款，不给。为什么呢？市场行为,我管你干什么，实际上，是市场行为，但是他不懂，怎么才会呢，一定是干中学，看书是看不会的。包括现在的开发银行，开发银行商业化，它一开口就跟你讲这个。不是批评哪个，关着门学术讨论。严格讲政府有责任，如果我们的发改委、高层对此有明确的政策，那就比较好办。实际上引进来的政策相对多一点，走出去，整个资金不能在全球运转，香港借的钱搞不到国内，国内借的钱搞不出去。本来又弱又不懂，不给予支持怎么行呢？日本当年如果不是开发银行贷款，民间根本不错款，今天上午林教授介绍日本的情况，我中午给作了一下调整，他讲的是十几家企业，政府相卡的两家，其实完全两回事，他们刚开始不卡它，后来开放，国内要整顿，要梳个辫子。日本政府是这样的，它不是中国的审批制，如果我不支持你，你得不到开发银行优惠贷款，但是日本公司摩托车很赚钱，商业银行一样可以拿得到，你有钱我怕你作什么，就是说你资本有积累，所以不是审批制产业政策，就是搞到钱的。在中国就难了，特别是开发银行，没有政策，谁支持你啊，所以谈都不谈。走出去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包括我们主任，经常在外面，他去年跟我们做个研究，我叫做引进来的政策还比较好，走出去的不行。现在必须走出去。前年，美国搞了个反倾销，中国的电视机卖不动了，但是三星电子电视机卖得动，它最赚钱的就是天津那个电视机厂，收购中国的，因为它有全球布局。现在TCL也不怕了，因为它在墨西哥有厂，所以收购是迅速获得墨西哥控制力的方法，但是它调整解雇了3000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它原来对这些利害性也不是很理解，所以我们国家确实在这方面要支持。就发展中国家你路径跟日本、美国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走了个比较开放的路线模式，外国都打到中国来了，完全在中国升级有困难，一部分升级一部分就迁出去，这些都是企业家在实践中产生的想法，并不是说像他们这样公司是混合经济了，实际上砸了就砸了自己，跟政府行为还是不一样。有个学习过程。所以信息产业部鼓励了好几次，认为这些企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创新的探索和冒险，付出了额外成本，国家不支持它支持谁。等这些企业都跨了，什么都别说了，不可能从天下掉下个能力。所以讲走出去的问题褂就是你比外国弱，日本经济学家为什么说“保护下的竞争”，就机制必须是市场化的，但是因为你比人家弱，你有个积累过程，学习过程。这几年，我总结我国80、90年代电子工业的发展，而且当时作了个预言，家电的发展与其他的行业不一样。因为80年代国内都是“保护下的竞争”，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手机类电子没有这个过程，那时还没有学会，99年才开始搞，还没有搞成功，又被外国公司打进来，原来外国公司在中国没有的，即使有也是出口，百分之百出口，不允许进入国内市场。
第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收购。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收购，国际化别人这么考虑也是对的。它要整合它的要素，但中国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中国肯定不愿只当个生产者，但是外国公司往往只要你当个生产者。像南孚电池，大家知道它有很强的竞争力，最后通牒这成了生产厂，在中国还是打品牌，因为它有市场，在外国它没有品牌，原来在东南亚都是有品牌的。这个厂是80年代初，中国政府多次给予技术支持贷款，扶持起来的，很多研究机构都跟其合作，形成来之不易，后来卖给资本家，然后转到跨国公司手里，下面刚好有个搞电池的，跟它对着干，所以现在就成了附庸了，基本上是不可能长大，当然还是可以长大，从生产的角度。但是更全面的能力是不可能有，因为能力一定是干中学，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外国公司，上个星期五、六跟日本一个投资基金谈，它就是说你要对等原则。你想限制别人，别人就限制你。我当时就提出不同的看法，根本不存在实际上的对等，我说中国公司能收购你的第一名吗？实力没有不敢收购，舆论不同意不敢收购。我们讲事实，市场下最优，那是你没有那些因素在里面。其实你有，原因很简单，美国为什么闹，那就是再怎么国际化，人不可能国际化，中国打工妹能随便到美国打工吗？所以利益都是中国人背，既然你要背，就要承认我们这利益差别。我怎么能跟你什么都一样呢？有些东西你让流动，有些不让你流动，所以不可能完全对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又在WTO有很多承诺，有些日本、韩国曾经用过的政策，我们可能不能用，或只能用一部分，那么很重要的一点，股东要发挥作用，股东有两类，一类是私有企业，有类是国有。国有股东最好发挥作用，私人企业现在一般都不卖的。徐工、南孚为什么卖了，是国有。因为地方政府觉得一下子得了一大笔钱，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呢？拿了钱还是安置职工，还不如政府直接拿钱就完了，最后也是中央的问题，你不解决，徐工怎么办，不如搞一笔钱是一笔钱，我就是安置职工，至少可以解决一点问题吧。所以我这里不是批评政府，是我们这个体制和制度，我们已经过了摸石头过河的阶段，但是我们这些政策，还没有系统。所以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起作用，应该有所用，而很多政府部门、官员、决策部门在这方面还有认识的误区。所以我讲的意思也是从理论上做些探讨，不像林教授那么完整，我经常在中心内发言，我说三种市场失效，后两种都不看，且对我们竞争力成功的原因没有深入的分析，是“有限保护下的竞争+企业改革”，所以在竞争性领域获得成功，但是现在差别太悬殊了，应该结合考虑。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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