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十年前，我与博士生丁文锋联合发表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文（载《经济学动态》1997年7期），引起了一场争论。十年过去了，但问题并未基本解决，甚至越来越严重。最近，刘国光同志发表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年10期）。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上占领了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坚决迎接这一挑战。
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何以为证？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不但失去主导地位，也失去了主体地位，均被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例如过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都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除政治经济学基地班外，其他经济学专业都不学了，全部改为学习西方经济学；过去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包括硕、博士生）的学位课程首先是《资本论》，学习时间一年（144学时），现在压缩成为半学期（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则由过去的72学时增至现在的200学时。二是学生的学位论文，过去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而现在这样的学位论文不到十分之一，差不多都是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案例，来硬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问题，构建一些非驴非马的模型，根本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三是马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日益缩小，老一代已基本上离退休，中年一代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很少，可能不到十分之一，青年一代可能百分之一都没有了。后继乏人，这是最大的危机。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
首先是制度上的原因。例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点似乎全体党员、干部、教师都很明确，教师在教学与研究中也经常强调；但是，具体坚持什么？如何坚持？缺乏制度上的安排与保障；以致坚持者得不到鼓励，甚至挨批判，不坚持者得不到批评，甚至被纵容，这样是非不分，黑白不明，谁能坚持呢？谁又愿意坚持呢？
其次是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认识不清。从国内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人们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个人利己主义增长了，个人自由主义泛滥了，因此很容易接受西方经济学那一套；从国际上来说，随着苏东社会主我制度的解体，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大，再加上美国的扩张主义渗透政策，使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大陆，以致占据了统治地位。
最后我认为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下面详细分论之。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生动摇，主要的说法是“过时论”“无用论”，实质上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给个人带来名利，因此这首先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至于“过时论”与“无用论”，如果不是无知，就是一种借口。试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的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难道“过时了”吗？《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难道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吗？！如果我们能用新的发展观看问题，“过时论”与“无用论”都可迎刃而解。
第二，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经济学。我这里指的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当认识到：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分歧，绝不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而是在经济体制层面上。一个强调靠“看不见的手”来调控，一个强调告“看得见的手”（即国家机构）来调控；则且在一定时候和一定情况下，前者也会国家宏观调控，后者也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都会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至于二战以后出现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态度，与上述两派都是一致的，对经济体制的态度有的可能偏向前者，有的可能偏向后者，也有的可能持中立态度，但是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应当具体分析，如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教授，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为了摆脱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提出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其中可能吸收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但绝不能把他打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如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情况就更复杂，仅从苏东蜕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来看，还有不少人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还存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些错误观点，当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至于这些国家新一代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转向西方经济学。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总结。
第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摆在我国经济学界面前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也必须发展，不发展就不可能坚持，就会回到教条主义，而不坚持的发展，必然流入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问题在于：坚持什么？如何坚持？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是《资本论》，因此“坚持”主要是坚持《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流通论、Ｍ分配论中的基本原理；“发展”也主要是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如对劳动价值论和m价值论的内涵深化和外延的拓展，对资本理论的性质转化和外延的扩大，对资本流通理论的宏观把握和微观细化，对m分配理论的借鉴来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剩余索取权问题等。
第四，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结构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20多年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现在看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一直认为，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头换面固然不可取，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构建体系也不妥当，因而提出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并主编了《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及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文献的精神，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新的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因此该书也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第五，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例如关于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等的争论，都是围绕着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展开的；80年代多数人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只有少数人认为市场经济也可以姓“社”，因而被称为“市场派”，多数人成为“计划派”；邓公南巡讲话以后，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在党的十四大文献中确定下来，应当说这场延续了十多年的争论可以划上句号了。
但是谁也没料到，进入新世纪五年后，又出现了一场“挺郎”与“批郎”之争。这场争论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挑起来的，他提出大陆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国企改革的ＭＢＯ方式（即由国企管理者购买的方式），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罪魁祸首，其理论依据就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接受大陆几位经济学家作了回应，进行了解释和反批评，也有十位经济学家发表“挺郎宣言”大力支持郎咸平的观点，批判所谓“新自由主义者”的“私有化”行径，于是一场“挺郎”与“批郎”之争延续了近一年，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我在《西北大学学报》去年第3期发表《从“挺郎”与“批郎”看和谐社会的学术争鸣》一文，企图调解这一矛盾，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反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只有徒呼“奈何”！
解决的办法与建议
第一，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育部必须明确规定，对全国科研单位和高校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导地位，并具体贯彻到教学科研的内容和时间的安排上，不执行者必须追究当事人与有关领导的责任，有意抗拒或坚持不改者必须进行严肃处理，并调离该教学科研单位。
第地一，对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人员的考核和评价，必须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导地位为首要标准，不能只看时间的长短和成果的多少，更不能把那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捧为“上宾”，让其到处放毒。
第三，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学术讨论，有关领导单位不要轻易表态，也不要给争论双方乱戴帽子，更不要以“裁判人”的身份作结论甚至处理，当然不排除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协调。
第四，对于经济学著作和论文的评价，不能只根据出版社的档次和刊物的知名度来衡量，不能认为发表在国外的论文必然优于国内，也不能认为发表在国家一级报刊杂志的论文必然优于地方，关键要看文章的方向、质量和创新程度；现在那种衡量的标准带来的弊病很多，害人不浅，例如提职人员和在读研究生为了发表论文和出版论著，必须千方百计巴结高级出版社和权威核心期刊的领导和编辑，寻找关系疏通者有之，请客送礼者有之，用高价买编委者有之，请编辑来校兼职和讲学者有之；而为了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有人公开抄袭别人的论著，有人靠批判名人出名，有人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有人在学术争论中乱扣帽子，甚至谩骂，有人买通评委、蒙混过关。真是“斯文扫地”，学术腐败到了极点，的确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否则真不知伊于胡底。
第五，对于以上的认识问题，应当开展一次认真的讨论，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并进行同志式的争论，互相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样才能真正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
第六，认真实施党中央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应当及时编写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来。
以上意见，欢迎批评指正[2]。
[1]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导，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
基金会公告
更多
赞助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