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国际环境与发展，二是开放与发展，三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第一，国际环境与发展。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有两个有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黄金时期，一是被称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时期，1870—1913年，国际贸易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这个时期的一些特征很像我们这个时期。1871年建立国际金本位制，这个时期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1866年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在运输和通信领域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日本1868年明治维脱亚入欧新进入到世界工业化进程，美国建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了美国的强盛和英国的由盛而衰，德国也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二是1950—1973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时期，无论是从200年还是千年的经济史的数据我们发现，世界各个地区人均GDP增长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为了经营好和平，1944年总结一战爆发的教训，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非常开放的时期，建立了固定汇率制度，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这个时期也是对经济发展问题分歧也是最大的，有出口悲观论、初级产品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等各种理论，但是从实证来看，开放有利于发展实际上从东亚模式比和其它较经济发展的选择比较出来的，对于其背后的理论在此不做更多的阐述了。现在的问题是，现阶段全球化进程是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期。这个判断对我们中国崛起，在未来20年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问题。从国家来讲，对未来20年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两句话：一是在未来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虽然充满风险，但是对中国崛起最重要的二十年，也就是总的看未来20年国际环境还是有利于发展的。另一句话它又是矛盾凸显期。我个人看，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两个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都有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自1976年牙买加协议浮动汇率制成为合法，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是无序、混乱、充满风险的时期。二是我们处在一个市场化和市场开放进程加快的时期，没有与进程加快相匹配或者说相一致的治理结构、或者叫全球化管理的政策体系，这种情况下，对正在崛起的弱国而言风险是非常大的。三是全球化当中现有的协调机制，在缺少全球管理机构的环境中，目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协调机制：多边经济贸易协调机制，双边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协调机制，大国俱乐部G7经济贸易协调机制，国际社会微观协调机制。但是在国际协调力度非常有限。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如美国的过度消费、东亚的过度储蓄所形成的全球失衡的风险，谁承担全球失衡的调整责任？国际社会曾经为美国的因越战而产生的美元危机，全球承担了调整责任，第二次也就是1985年日本，日元升值导致15年日本经济停滞。那么现在，谁承担调整责任，是美国对其过度消费进行调整还是转嫁矛盾，从目前的国际环境来讲，中国人民币所承担的压力、中美贸易不平衡所承担的压力，以及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加快开放金融电信等行业，起码现在对象之一是中国，那么中国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为自己赢得20年重要机遇期？在矛盾日益凸现的时期迎得更长的经济发展，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开放与发展。这个问题学界讨论很多，现在从中国来讲，面临的问题，一是大国的模型怎么办；二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否适用于中国；三是从中国来讲，在中国的发展中间怎么对待中印比较问题。两种工业化战略，一种是出口导向，一种是进口替代。或者说一种是外向型的工业发展战略，一种是内向型的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战略按毅夫教授上午讲的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它的发展业绩不如出口导向战略。但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从贸易的激励机制来看，同样是有偏的，一个是建立保护壁垒和一套补贴机制来鼓励独立自主建立本国的工业体系，但是也同样通过补贴、扭曲价格、资源的错位来支持出口部门的发展。怎么样来评价我们26、7年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下一步我们真正能够进到毅夫教授讲的按比较优势、按市场为基础来配置资源的新战略。如何利用开放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有很多经济增长方式，起码有两到三种方式和战略，一种是主要用开放但不仅仅是建立起出口的部门，而且也包括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建立起吸引外资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像在苏南、东莞等很多地方是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的。政府建立起好的服务外商的体系。这种方式一个好的方面是可以带来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外资经济与本地经济之间是脱勾的，投资环境与市场环境之间是脱勾的，政府在服务外资与服务市场经济之间是脱勾的，因此，虽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体制，但是这种经济的发展是缺乏可持续性、持久力的。另一种就是史教授所讲的浙江模式，营造一个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养市场经济的因素，带动浙江一般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加工贸易，按比较优势来鼓励出口竞争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服务外商，但是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遇到一个瓶颈，转型升级的动力，学习的来源，和下一步怎么来解决，也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面临的一个天花板。我们会发现，在改革开放直到1989年之前，中国有10年的贸易逆差，1990年至今，长达16年的贸易顺差，为什么能积累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在贸易激励机制方面一定是得到鼓励。这也反映出，我们的贸易激励机制方面是存在的偏差的。
第三，怎样解决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一是解决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的关系。出口是世界第三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是从出口的结构来讲，50%属于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保税进口然后复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到58%，高新技术出口在出口中占28%左右，其中9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个很大的问题，对进口还有比较严格的限制，17年有16年对出口有比较多的鼓励，对进口有比较多的限制，因此贸易一直处于顺差，意味着实际资源净流出。当一个大国出口增长快、规模比较大的时候，面对贸易摩擦方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尖锐。另外，我们对FDI相关的鼓励和支持，这对我们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外商直接投资在80年代为我们缓解了外汇和资本的缺口，90年代为我们带来了发展急需的管理、技术和人才，21世纪我们带来了全球综合运作能力的学习模仿提高的机会，但是政策上存在偏差，怎么促进外交经济与本地经济合作互动的问题，怎么利用FDI大举进入中国来促进我们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外汇储备的调整，我们的外贸政策需要比较大的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此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要解决长期以来的双顺差，这样要在进口与出口这间，在FDI 的引进和走出去之间，对外汇储备积累和下一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对整个对外经济保障能力的改革方面都要进行大的新的调整。内需外需的调整，由外向型向开放型转移，由外向型向内需立国的方向转移，城乡的消费、民间的投资和内生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生产率的增长和技术进步这四个因素应该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经济要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二是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在引进来与走出去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是本地化战略，引进的无论是外汇、管理、技术、人才，还是全球综合运作能力，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本地化。要对以前执行的政策要进行全面反思，比如执行过的以市场换技术，思路是正确的，如汽车工业，实行强制性合资、强迫你带着他们玩，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强制性技术转让、必须把技术转让给我们，强制性国产化要求、不但要带总装厂，而且要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当时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但后来的结果不好，不成功，为什么？是因为合资的企业没有学习管理培养人才的动力，没有创新的激励，若之初在全国选拔，让民营企业进入合资，绝对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日本、韩国引进与吸收为1：10，在此基础上再创新，而我国为1：0.154，你怎么可能不产生对引进技术的依赖。现在跨国公司在采取独资化的战略，尽可能让你不进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技术、产业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获得技术。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如让跨国公司形成竞争，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技术外溢。因为有经验显示，我们的技术外溢远低于政策制定时的预期，没有本地化，就没有竞争力。强调引进外资要实现本地化，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三是下一步统筹国内发展与参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在参与全球化受益的同时怎么样建立周边的区域间一体化战略。与港澳、台湾，东盟的战略，建立一个对接的开放体系。四是统筹产业结构升级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关系。强调要素的组合和创造，尤其是比较劣势的企业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建立起竞争优势。但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五是在开放过程中，还要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的关系。26、7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显赫的成绩，下一步开放怎么能够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做更大的调整和改革，要从初步的市场经济框架到成熟的市场经济框架，从“摸石头过河”过渡到成熟的以法治为基础社会现代经济管理制度，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过渡到真正公平、非岐视开放的战略。这些问题对发展经济学也是带有世界意义的新的问题，1987年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曾经主持翻译了世行的两本书《发展经济学先驱》，这两本书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也就是最有智慧发展思想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清理和批判，从那以后，我们对开放、市场机制对发展的作用给予了更高的重视，现实的发展问题是理论还没有办法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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