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江湖”中沉寂。陪伴他的，是喻家山下棋盘般的校园和树木的葳蕤。

　　在设计、建设这所校园的时候，或许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在迟暮之年迎来如许的赞誉。

　　在他平静微笑的面孔上，看不出曾经的传奇、曲折、理想和荣光。

　　2011年11月23日下午，“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这位世纪老人，静静地走了。

　　87岁的皮公亮还记得张培刚在讲台上的样子：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一口流利的英文讲着艰深的经济学理论。

　　“我没有讲义，也不会板书，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这位与其他长袍先生不同的年轻老师，让皮公亮惦记了60多年。

　　这位玉树临风的哈佛高材生就是1946年回到武汉大学、33岁的张培刚。

　　1947年，张培刚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年度最佳论文奖威尔士奖。此时，张培刚无论在武大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传奇：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励。

　　一位东方人在西方“闪耀”。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起初，学习当时非常流行的工商管理，学了3个学期。感到学成后“个人可以发财，却无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和农民困苦的现状”，他便转到经济系。

　　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黄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

　　“每逢星期日，我花2角钱坐地铁，到波士顿城市音乐厅，买得5角钱的学生优待票，坐进音乐厅的楼上听巴赫、贝多芬等古典音乐”，“花几角钱吃一顿简易快餐”。这种生活，他“怡然自得其乐”。直到他90多岁高龄，仍然喜欢每周到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

　　不过，美国却没有改变这位农家子弟的灵魂。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老师张伯伦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

　　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他却认为：这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迎接新中国诞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培刚舍弃了每月600美元的高薪，从曼谷回到武大。

　　他两次接到哈佛大学来信，要他速到哈佛执教。他一一回信，婉言谢绝。

　　在他风华正茂之时，他选择了祖国；多年之后，他历经沧桑，他还是同样的选择。有人问他，“如果再做一次选择，还会回来吗？”

　　他毫不犹豫，会的。“出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光芒可以被掩盖，但不会消失

　　“如果当年张老没有回国，而是选择在哈佛继续研究……”皮公亮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

　　如果当年张培刚选择离开中国到哈佛执教，如果他继续在联合国担任顾问，如果没有那些运动……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你只能选择，然后直面结果。

　　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像一个螺旋上升的路，他已经走到转弯的地方。

　　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说过：“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彼时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张培刚的经济学理论，无用武之地。而他本人，也成为无数“螺丝钉”中的一颗，被安排在一个远离经济学研究的位置上。

　　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等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

　　从写论文到搞基建，张培刚的经济学研究画上了休止符。

　　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了这段历史大发感慨：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

　　此后，他的历史，是一段谜。见诸资料的介绍，一概统一明了：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别无他话。而张培刚也很少提及这段历史。皮公亮也说，老师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开玩笑，但从来没有提过这20多年。

　　在这20多年里，这个让国内外许多著名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经济学家选择了沉默。作为一个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振兴的经济学家，看到祖国遭受到如此惨重的破坏，怎不痛心。但在此时，这个招架无力的学者，能够选择的，唯有沉默。“庶子无辜宵小欺”“安得春风吹四海”，他在一首诗里这样表达心声。

　　光芒不会老去，辉映着国富民强

　　1941年，和张培刚一起漂洋过海的庚款留美学生一共17人，学成后全部归国。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让人尊敬的名字。

　　汪德熙，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

　　屠守锷，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孟少农，中科院院士，新中国汽车工业技术的主要奠基人。

　　黄家驷，中科院院士，中国心胸外科学奠基人之一，我国生物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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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其他人在自己的专业上潜心研究之时，张培刚在推土、放牛，直到1978年。

　　1978年，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在靠边站了30多年之后，张培刚感慨，终于有个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对外开放展开大论战。经济学在沉寂多年之后，逐渐成为“显学”。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他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

　　聚焦张培刚的目光越来越多。

　　他又重新回到哈佛求学时的状态。没有了星期天，没有了寒暑假，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凌晨两三点才上床。他说：“我现在深深地感到时间不够用，只有拼命干，把一天当两天用”。

　　他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他的理论为胡鞍钢等人所引用，写进国情报告。1989年，他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力挽狂澜，拯救发展经济学于垂危之际。终于，他成为一面受人膜拜的旗帜。

　　此时的张培刚，是欣慰的，更是充满活力的。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曾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

　　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这位已年过70的老人，面对迟暮的光环，荣辱不惊，依然坚持着40年前的品格与操守。

　　林毅夫这样说，他有责任感，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关心我们这个国家。

大师去了，他的思想、风范与情怀却永伴这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