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3日14时，著名经济学家、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9岁。

先生一生颇多风雨，先后历经军阀割据、国民政府、新中国和改革开放四个时期，个人之命运亦随时代变迁而沉浮，但先生忧国忧民，并试图用一整套适合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经济学理论来帮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宏大抱负，终生不渝。

1913年，先生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的家贫，使先生很早就体会到农村、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作的艰辛与不易，并萌发了改善农民生活、彻底使广大农村摆脱几千年来的贫穷与落后面貌的宏大志愿。1929年春，先生进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并于次年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就读。在这里，先生刻苦学习，求知若渴，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1934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先生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该所工作的6年时间中，先生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并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才华初露。

1940年8月，先生考取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考试，并于次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学科。但先生志不在此，而始终思考着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因此，在学习了三学期的工商管理后，先生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

时哈佛经济系名师云集，盛极一时，有熊彼特、张伯仑、汉森、里昂惕夫等大师坐镇。先生师从这些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为实现心中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先生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农业与工业化”。在翻阅大量德文、法文、英文等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仔细阅读了有关英、法、美、日、苏等国自“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历程的书籍之基础上，结合多年深入农村的实地调研所积累的大量有关中国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先生撰写出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

在该文中，先生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

1947年，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先生博士论文参与评奖时，“克拉克奖”尚未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20余年之后的事情，加之当时哈佛大学执世界经济学研究之牛耳，“大卫·威尔士奖”实为全美乃至世界最高之经济学奖项。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曾短暂出任过武汉大学总务长和法学院院长，并任经济系系主任一职。1953年华中工学院（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筹建，先生调任筹委会委员和基建办主任。之后的近三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先生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留给世人无数唏嘘。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由先生开创的发展经济学尽管在国内罕有其闻者，在国外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后，于先生而言，不啻于又一个学术春天。先生再一次投身于经济学的研究中，先后出版了多种阐述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著作。针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认为发展经济学已走向衰落、“濒于死亡”的情形下，先生力挽狂澜，撰写《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直至晚年，先生仍念念不忘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反复向人们提及他的“牛肚子”理论，为中部崛起而鼓与呼。当真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诗有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正是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

 （作者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实验班，现任职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2011年11月23日14时，著名经济学家、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9岁。

先生一生颇多风雨，先后历经军阀割据、国民政府、新中国和改革开放四个时期，个人之命运亦随时代变迁而沉浮，但先生忧国忧民，并试图用一整套适合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经济学理论来帮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宏大抱负，终生不渝。

1913年，先生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的家贫，使先生很早就体会到农村、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作的艰辛与不易，并萌发了改善农民生活、彻底使广大农村摆脱几千年来的贫穷与落后面貌的宏大志愿。1929年春，先生进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并于次年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就读。在这里，先生刻苦学习，求知若渴，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1934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先生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该所工作的6年时间中，先生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并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才华初露。

1940年8月，先生考取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考试，并于次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学科。但先生志不在此，而始终思考着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因此，在学习了三学期的工商管理后，先生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

时哈佛经济系名师云集，盛极一时，有熊彼特、张伯仑、汉森、里昂惕夫等大师坐镇。先生师从这些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为实现心中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先生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农业与工业化”。在翻阅大量德文、法文、英文等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仔细阅读了有关英、法、美、日、苏等国自“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历程的书籍之基础上，结合多年深入农村的实地调研所积累的大量有关中国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先生撰写出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

在该文中，先生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

1947年，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先生博士论文参与评奖时，“克拉克奖”尚未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20余年之后的事情，加之当时哈佛大学执世界经济学研究之牛耳，“大卫·威尔士奖”实为全美乃至世界最高之经济学奖项。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曾短暂出任过武汉大学总务长和法学院院长，并任经济系系主任一职。1953年华中工学院（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筹建，先生调任筹委会委员和基建办主任。之后的近三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先生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留给世人无数唏嘘。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由先生开创的发展经济学尽管在国内罕有其闻者，在国外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后，于先生而言，不啻于又一个学术春天。先生再一次投身于经济学的研究中，先后出版了多种阐述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著作。针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认为发展经济学已走向衰落、“濒于死亡”的情形下，先生力挽狂澜，撰写《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直至晚年，先生仍念念不忘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反复向人们提及他的“牛肚子”理论，为中部崛起而鼓与呼。当真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诗有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正是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

 （作者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实验班，现任职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