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的峥嵘岁月，他笑对跌宕起伏的人生；八十载的学术生涯，他书写开山辟土的传奇。个人命运沉浮亦或荣光，国家命运动荡亦或兴盛，始终不改心中深沉的家国情怀。张培刚的传奇人生裁剪出的是大时代变迁中的国家剪影。今天的《焦点时刻》《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一个世纪的背影——悼念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由湖北之声记者曹曦晴、田野、向秀，通讯员范葳、刘雅然采制。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经济学一代宗师，我国的卓越的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中华外国经济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培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1月23日14时在武汉不幸逝世，享年98岁。” 11月27号上午9点，武昌殡仪馆天元厅白花朵朵，哀乐低回。张培刚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向各位前来哀悼的人们致悼念词。数千名师生赶来，向这位追求真理、爱国情深、治学严谨、幽默豁达的大师表达悼念和敬意。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介绍，在长达近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张培刚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长达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有：一、创立了系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构想，为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三、率先创导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普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1913年7月10号，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他一边放牛、砍柴、插秧、割稻谷，一边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这一时期的农村生活体验，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亲身体会到农业劳动艰辛的他，此时萌发了“救国图存、振兴中华”的志向。1925年春，小学毕业后的张培刚告别家乡，进入当时由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学习。1929年春，只读了一年半高中的张培刚又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并于第二年顺利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以后，他就创造着各种第一，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也是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其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张老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谈起这个奖项，张培刚生前曾这样自我评价：“那当然很重要，我的系主任张伯伦就是得这个奖金的。那在美国几乎是最高，在全世界也就算是高的了。在美国最高的，美国当时是比较领头，在诺贝尔奖还没有出来以前，他们说，这个奖就相当于诺贝尔奖。让我高兴的不仅是为我个人高兴,觉得中华民族、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我可以跟洋人比,我不比你差而且强过你。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痛苦,外国人特别是美国,表面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心里不一定瞧得起你。我现在把你压下去,至少我们这个民族不弱于你,甚至可以强过你。”

张培刚先生一生始终充满爱国主义情怀，解放前两度回国，当他有机会选择金钱、地位、荣誉时他都义无反顾的舍弃了，爱国与求真始终成为老先生人生道路的主旋律。先生常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正气，而且要在学术上也有正气，有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抗战结后的1945年，中国百业待兴，亟需大批建设人才。受当时在美工作的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的邀请, 1946年，张培刚婉拒了哈佛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放弃了联合国月薪高达600美金的美差毅然回国，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他说：“因为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

张培刚回到武大后，在他的号召下，随即请回来了一批留美的同学和朋友，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被称为“哈佛三剑客”。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的谭崇台回国担任副教师时只有27岁。

那时的武大在全国鼎盛一时，大有超过当时经济学头号学府南开大学。很多学生报考时，都是看了招生简章上张培刚的介绍慕名而来。

以这样的知名度，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为他却认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了迎接新中国，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600美金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

我回国的时候我抱着一切好的我都不要，抱着回来受苦的（想法），我在曼谷他们那个总理叫蓝皮文（音译），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大宴会，我都要去参加都有点厌烦了，坐坐我就走，一天到晚都是部长你到哪里去都是部长亲自出来接待，我那时候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茫茫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共赴国难。

新旧交替的时代，如同没有咬合好的历史轱辘，难免出现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的情形。然而，就这个一打岔，却让张培刚满腔热情换来了近30年的曲折人生。渴望学以致用，大展其才的张培刚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数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被安排在一个远离经济学研究的岗位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组建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之一）。张培刚当时还在北京学习，有人推荐他担任包括华中工学院在内的三院建校筹委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

没有想到让我单独去搞建校。他认为建校一方面觉得你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没有用。另外呢，觉得你这个人还比较老实可靠，所以一千多万，开始投资。不会贪污可靠。开始建校没有长江大桥，长江大桥是六千万，我们学校一千四百多万，第一期工程，那是很大的数目，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但是学术上他们不信任。你那是资产阶级的，不是马列主义。

他的学术研究，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熄灭了。在张培刚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30多年中，他忙着养牛、种地、盖房子，几乎与世隔绝，曾经在哈佛的那段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1956年的一天，两位智利的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找Peikang Chang。中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于是四处打听一个背着钢枪的人。后来经指点，两位学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华中工学院，见到了正在工地上当“工头”的张培刚。

看到我在工地上，学校为了招待他们，单位还特别嘱咐不要说在工地上。丢面子，国家。所以就说我还在教书，学校叫我不要说我怕走漏消息也不好。 不过他看得出来你没有在教书，总在搞点别的什么名堂，因为那个书房是跟制图教研室的老师借的，那个时候经济系还没有，书房没有一本经济学的书，都是制图的书。他们肯定心里有点嘀咕，有点怀疑，但是也不好明问。

　 他由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一个“工头”，他工作的地点从神圣的学术殿堂转向了人声鼎沸的工地。后来，经济学家张五常评论此事说：“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就是大材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的人才。”

近百年的峥嵘岁月，他笑对跌宕起伏的人生；八十载的学术生涯，他书写开山辟土的传奇。个人命运沉浮亦或荣光，国家命运动荡亦或兴盛，始终不改心中深沉的家国情怀。张培刚的传奇人生裁剪出的是大时代变迁中的国家剪影。今天的《焦点时刻》，请听湖北之声记者曹曦晴、田野、向秀采制的特别节目《一个世纪的背影——悼念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

张培刚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60年了，奉献了毕生心血。早在建校之初，张先生和朱九思等开拓者一起，为华中工学院的创建呕心沥血。他们以发展的眼光，前瞻性的选择瑜伽山作为校址，正是他们大胆规划，棋盘式铺展建设，使得当年的荒芜之地成为现在的森林式大学。

尽管命运跟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可张培刚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那招牌式的"培刚微笑"永远都挂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