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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保: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点思考——在纪念张培刚先生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21-11-25

 

 

 

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点思考

——兼论张培刚工业化理论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成就时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中国工业化奇迹是怎么产生的,需要我们去总结和探索。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中国工业化道路已经走了70年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40年。其实,创造奇迹的是第二个40年。前30年工业化道路很不顺利,总的说来是不成功的。但从学术上看,这刚好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案例,也就是可以把两个阶段工业化道路做一个比较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层面,为其他还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回顾一下7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我把它概括为四个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村工业化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四化同步发展阶段。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走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虽然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观点,但他一直把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甚至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发展到极端情形,把重工业等同于钢铁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一年之内,多次修改钢产量指标,从最初600万吨最后提高到1000万吨,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

尽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总的说来是不成功的。其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当时历史背景角度来说明,但如果从理论上去寻找根源。我认为至少有个原因是重要的。

一个原因对理论基础的片面理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通常被认为来自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具体说,是列宁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生产资料增长比消费资料增长更快的结论,然后斯大林把这一结论作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基础。其实,把列宁推导的生产资料增长更快的结论作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有问题的。首先,把结果错当成前提。生产资料更快增长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具体说,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增长是工业化进行到中后期阶段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工业化初期就要把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因此“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增长”不等于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其次,把增长速度与发展次序混为一谈。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只是表明增长速度差异,而不是指生产资料部门优先于消费资料部门的发展次序,正如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发展得快,并不意味着工业部门必须优先于农业部门发展。其三,忽视了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状况的差别。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是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问题,而不是不发达经济的再生产问题。对于发达经济来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发展更快是工业化更高阶段的必然趋势。但是,对于像当时的苏联和中国这样落后经济而言,农业是传统的,生产率很低,消费品工业也比较原始,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有限;此外,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短缺,缺乏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部门,吸收劳动力就业有限,优先发展重工业会造成就业不足。因此,把发达国家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发展更快的规律性趋势当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忽视了发展阶段的差别。可见,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推不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结论。但当时决策者和学术界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虽然毛泽东也多次提到农轻重要平衡发展,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辩证思想,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但他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工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首先,他论述了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与地位。他在第二章中从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和市场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他在该书的其他地方还简要地提到了农业为促进工业化而做出的资本和外汇贡献。可见,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已经比较全面系统地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和外汇等方面提出并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化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其次,他也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他指出,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改革或改进是相互影响的,但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改革和改进会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到工业化中后期,情况则大不相同,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这实际上指出了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两个阶段:在工业化初期,是农业支持工业;到了工业化后期,是工业支持农业。这与胡锦涛在2004年提出的“两个趋向”论断是一致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能够系统理解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促进关系,认识到以伤害农业的方式发展重工业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因此无论如何不会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迅速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农业开始抓起,减少了对重工业的投资规模,把更多资金用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在农村率先改革,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粮食生产连续上了几个台阶,粮食短缺问题在几年之内就得到缓解和解决。这就为发展工业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从此中国走上了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先是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然后在世纪之交,提出要大力推进城镇化,于是,把农村工业化转变到城市工业化。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信息化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十八大之后,党又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战略。

中国工业化道路在改革开放后进展比较顺利。当然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上的对外开放,于是,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在1984年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很多学者从这本书中熟知张培刚工业化理论的,认识到一个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对待农业,工业与农业如何相互促进关系的机理。因此可以看到,开放促进发展,封闭带来落后。如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张培刚的书能够在那时进入中国,能够被国人读到,我想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就会影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即使领导人自己不会去读,但他的智囊会读到这本书,会间接地影响领导人的决策。如果是这样,中国工业化不会走那么长的弯路,可能不需要70年那么长时间。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非常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中国的封闭性导致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无法被国人了解,这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