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本书写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酝酿，却早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以及毕业后参加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时，便已开始。当时我经常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将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先学习工商管理，后又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我除了具体了解到美国的一些现实情况外，更从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较多地阅读了有关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从“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书刊，从而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带世界性的问题。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两三年，我想到大战后的中国迟早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因此，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将要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在我当时所阅读的书刊中，还没有看到一种专著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英文原稿以《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Industrialization）为题，作为博士论文完稿于1945年冬，就是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初步尝试。

    1947年春，哈佛大学决定将本论文列为《哈佛经济丛书》，于1949年出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1947年到1948年间，当时跟随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的两位研究生，现任武大经济系教授的曾启贤同志和现任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的万典武同志，曾经根据论文原稿将全书译成中文，但我未予出版。

    三十余年过去了。在这个期间，曾有欧、美、亚、拉美等地区的一些经济学者来信询问或专程来访，想同我讨论本书提出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却未能再继续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

    自从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我国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提到了议事日程。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尽快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成为我国经济学界所要从事的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要研究我国或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无疑地主要是根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但同时也要了解外国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从中有所取舍和借鉴。我原来撰写的《农业与工业化》，就其所提出的问题、所搜集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以及所作的某些分析，容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参考，并可作为我自己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的起点。但原稿写成于三十多年以前，自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世界的一些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一切特点和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本书原来的分析，重新加以考察和探讨。更者，我国现在所实行的工业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又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专题研究。为此，我特于去年秋冬间制定出新的写作计划，拟将全书扩大为上、中、下三卷，仍冠以《农业与工业化》的总标题，而将早已以英文本问世的本书作为上卷，加上分标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一次以中文与我国读者见面。接着我计拟在数年内，写成中卷《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和下卷《社会主义中国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陆续出版。回想我撰写本书上卷时还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现在我已年届古稀，看来要完成本书后续部分的写作任务，还十分艰巨。但当此祖国四化建设宏图大展的历史时刻，我一定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尽力实现这一写作计划。

    本书上巷中文版，仍以曾启贤、万典武两同志的中译稿为基础，特在此向译者致谢。从去冬到今秋，我自己又花费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是我重病后住在医院治疗和疗养的时期），前后三次，把中译稿从头到尾，逐段、逐句、逐字地进行了审阅和修订。在内容方面，为了历史存真，除了个别词句外，我未加以任何改动，全部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在译文方面，则在准确性、文风以及用语、用字习惯上，我做了比较多的修改和核正。当年在撰写本书时，往往假定“社会制度是给定的”，或者指出“对社会制度不予考虑”。在分析上，采用了经济学中常用的抽象法，因而本书的结论，时于一切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均有参考价值。但是，采用这种分析方法，也造成了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农业国工业化的比较研究难以深入的缺陷，从而反映了本书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张培刚

1983年10月，于武汉市

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总序

    “发展经济学”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以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等，都可以算是广义的发展经济

学。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挤发展的问题。这里的“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扶持和协调发展。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在一般意义上考察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条件下，研究农业国家如何成为工业国家，经济落后国家如何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则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考察那些大多数的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已经存在少数先进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后进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其有利的条件，亦有其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条件是，当后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时，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可资借鉴，有先进的技术和巨额的资金可供利用。不利的方面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过去的宗主国，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则大都是过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即使到了今天，在相互的交往中，前者依然习惯于以主人或强者的身份自居，他们尽管承认后者在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则仍然要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地。纵然前者确实是想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后者，但由于诸般原因和经济上的优劣之势相差甚巨，因而在国际交往中，后者亦难免亏多益少。加上有些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人口负担过重，或者社会历史束缚过多，或者政治限制过紧，以致难以抓住有利时机，实现经济崛起。这些都是狭义发展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难点问题，也是当前发展经济学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此观之，当前的发展经济学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前途大有可为。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国外一些学者却对发展经济学的前途持有不同程度的悲观看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繁荣了一段时间以后，到70-80年代，“已经在走下坡路”，由高潮转人低潮，进人所谓的“收益递减阶段，’（参见c.拉尼斯：《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载《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一4页）；甚至有人认为，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或快要“死亡”了。这些看法当然有其理论背景和现实原因。毋庸讳言，发展经济学在80年代以后确实不像50－60年代那么繁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整体来说，也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然而，正如上面所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难点间题，发展经济学不仅应该存在，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前途正不可限量。那么，摆脱目前这种困境的出路究竟何在？一些学者提出今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从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到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讲求实际的，并且使人颇受启发，具有某些革新意义，但仅仅这样，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也不能摆脱当前所处的困境。

    基于这种考虑，1988年10月在青岛会议上，我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当前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这就要改变过去那种仅以第三世界中采行市场经济即采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而把第三世界中实行计划经济或采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做法。发展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前者，更要研究后者，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发展中的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由计划经挤体制向市场经济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问题，研究它们在转型中的发展或发展中的转型问题，这样就较大地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范围，丰富了其内容。

    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小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更要以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巴西等）为重点，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广泛全面而又综合深人的研究，探根溯源，寻找良策。这也就需要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正确途径，也才能真正摆脱发展经济学目前所处的困境。

    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西欧、日本等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条件差异，借鉴西欧、日本当时促进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这就需要深人剖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制度原因和现实制约因素，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倡议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全国各地的一批青年经济学者，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实践，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人系统的考察，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于1999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扩大版）。这部专著可以说是我们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实践。在这之后，我们又组织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青年教师，结合博士论文的写作，分别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若干重要问题，以专题形式，继续进行探讨和深人剖析。现在，陆续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所进行的艰苦探索的成果，其中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转型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和制度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等都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我本人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的国际和国内方面继续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问题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中国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巨变所引发的经济进步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考察。随着研究工作的向前推进，本单位今后还会陆续有一些成果问世。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有所助益。当然，这些作品都是属于探索性质的，一定有不少欠缺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张培刚

1999年5月于华中理工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