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的名著《农业国工业化》英文稿写成50周年了。50年来的治学历程证明，张先生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思想家。西方哲人黑格尔说过：“夜幕降临，猫头鹰才会起飞。”张先生是在中华民族饱受磨难、历尽劫波、谋求振兴腾飞的时代产生的一代思想巨匠。张先生的深邃思想、卓越见解，体现在他对中国发展前途——现代化的深切关注和探索上。他将中国社会的变迁与经济学的分析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离开了社会发展，譬如政治等因素，经济学就不能成立，因而可以把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列宁曾经说过：思想家之所以被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站在社会发展的前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张先生不是就经济而论经济学的。他开拓了一条新路，启动了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当西万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时，他又创建并奠定了新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而张先生所走的学术道路，正是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作为一名思想家，他的思想的深刻性，理论的通变性，体现在他运用经济学原理，对社会历史持有系统的卓越见解，关切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变革。走向现代化，这是一百多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跨世纪之梦呵!一名中国经济学者和思想家、岂能置身其外?
张先生不是一位深文周纳、博奥难懂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深刻性与机智慧敏、朴素平易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学识的博大精湛与理论的可感性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仅以其中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几个例证，就足以说明其详。
张先生在谈到中国中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时，讲了一个在平原湖区，连农村娃儿也明白的十分风趣而又有理论内涵的比喻故事，他自己戏称之为“牛肚子理论”。张老说文革期中，他在农村放牛，有一次一条大水牯牛在新改湖田的田埂上吃草，不小心，前脚乃至全身陷入泥潭中，怎么办?拉缰绳，劲头小了，牛身动不了；用力过大，牛鼻转子拉脱了，仍然不起作用。一句话，拉缰绳解决不了问题。后来还是几位农民想出了办法，他们用两根粗杠子，抬起牛肚子；同时抓住牛鼻子和牛尾部，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一起往上抬，大水牯牛终于被抬出泥潭。张先生这个比喻说明的思想是：我们要振兴我国经济，必须同时开拓中部经济，促进中部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比喻对于我们寻找振兴经济的思路、办法和政策，拓宽了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这一理论是极为直观的，通俗易懂的，但其深刻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张先生在讨论中西方文化差异时，用写信封的不同格式作了比喻。他说，西方人是先写个人姓名，最后写国家，由个人到集体；中国人则反之，由集体到个人。十分形象而生动地说明，西方人的集体和国家观念是从个人出发的，所谓个人——集体或国家，由此形成了强劲的个人意识、个人主义思想，并派生出许许多多文化现象；而东方人反之。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从集体出发的，所谓国家或集体——个人，由此形成了浓厚的集体主义，并派生出许多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差异，表现出经济发展模式，以至政治体制模式的差异性。这个看法是极其朴素而又易于了解的，但对于分析中西方文化、政治传统、社会经济走向，却是别开洞天的。
张先生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时，也是十分睿智的。他用了东西自然地理位置的阶梯论来说明，从中国西部到东部这种横断面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层次的差异性，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生产力状况自古至今纵的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和不同时代的痕迹。我们如果从西部到东部考察，可以依次地看到落后的、处于原始时代或中世纪时代的生产力，较发达的居于近代水平的生产力，以及十分发达的接近现代水平的生产力；从社会生活看，也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由落后到先进的阶段性。由此，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措施，应该对不同地区有充分的针对性，在统一原则下因地制宜。这个理论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十分宏大的，理论的内涵与覆盖面是十分广阔的，其朴素的语言也极易为常人所理解。
张先生出身于农村，对农民感情深厚，在探讨学术问题时，也惯于用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通俗语言，来阐述对某一个问题或众多复杂问题的看法。记得每逢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他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小时在农村常听农民说“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这两句话包涵有深奥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当农业生产落后，差不多一切农活都靠手工劳动时，当然是“人多好种田”。当农民生活还不富裕，甚至贫困时，按习俗，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几斤肉，大人小孩要做一两件新衣，如果家庭人口多、开销大，就令人发愁，当然是“人少好过年”了。张先生常说，这两句话出自农民口里，平淡无奇，但认真推敲，实则包涵有很深的哲理，而且也很全面，因为这两句话把人们的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说到了。这比那种只看到生产方面的所谓“人多好办事”的片面说法，实在是要高出一筹哩!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张先生精深的学术见解和思想的吸引力，教育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受其泽惠者甚众。这正如中国文化的始祖孔子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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