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发展中国家的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一样，发展经济学自战后形成以来也历经磨难。据我所知，历年来它所遭受到的激烈抨击至少有五次：一次是对唯资本论及其理论基础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的怀疑；另一次是对唯工业化论的批评；再一次是对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指责；随后一次是对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GNP)为发展目标的否定；最后一次就是80年代初出现的一系列"关于发展经济学死亡的报告"。仔细分析一下，前三次都是围绕发展手段的争论，只造成发展研究中的策略性调整。第四次涉及发展目标，因而引起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真正能够称得上"危机"的，可能只有80年代初那一次了。它几乎使以往发展经济学取得的所有成果(如二元经济、剩余劳动转移、进口替代战略、贸易发展动机、外汇瓶颈、计划化、基本需要、不平等交换和依赖、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非难和否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发展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波折呢?这个问题首先使我回想起前不久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时，曾听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说过的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发展的危机既是旧有发展的终点，又是新一轮发展的起点。同样，记得原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院长保罗斯特里顿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在发展的道路上(以及可能是人类的所有努力中)遭到的很多困难，既非意识的错误，亦不应归咨于既得利益，而是成功地解决以前一些问题的产物。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发展经济学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对以往发展研究的成果(乃至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的全盘否定，而只是反映出在解决旧有经济矛盾基础上形成的现有理论，尚不足以应付新的经济矛盾的挑战。第二，承认现有经济发展理论的缺陷和问题并不意味着这门学科由此就会停滞或倒退，相反，也可能意味着出现难得的历史性转机。历史地看，发展经济学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了"理论危机"之后，还不是一次又一次地促成了理论的新发展。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问题的讨论再深一步。也就是说，当前发展经济学研究究竟面临着哪些困境?其原因和出路又何在?归纳地讲，导致80年代悲观主义思潮盛极一时的原因有三个：第一，70年代发展中国家因石油危机而出现贸易条件恶化、债务危机加剧和增长速度缓慢，是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理论危机的现实背景；第二，同时与反对国家干预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有关，苏联东欧和中国80年代为引进市场机制并取得相当成效这一事实，客观上也支持了新古典思潮的重新抬头；第三，发展理论本身确实存有许多严重的缺陷。例如，较多地偏重于从发达国家角度去看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较多地偏重于从外部条件来支持不发达经济的发展，较多地偏重于对一般发展规律的研究而忽视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特殊条件，较多地偏重于纯经济因素而忽视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所起的促进和阻碍作用。

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可以对症下药了，我很赞同张培刚先生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中指出的"彻底改造"这门学科的设想。具体地说：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改进研究方法。如果能实现这一设想，毫无疑问，那将从根本上克服发展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将之推向进一步发展。

张培刚先生的"改造设想"中包含的内容甚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强调注重对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大国的专门研究。要说理由的话也很简单：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战后40多年里除了由于特殊资源条件而迅速进入中高等收入国行列的石油国家外，发展比较成功的是11个所谓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NIC_２)，其中除巴西以外，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幅员和人El都极为有限，有些只是一个都市。换句话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只在第三世界的极少数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而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欠发达国都至今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即使巴西，尽管它在1968～1973年创造了工业年均增长10．4％的奇迹，但是1000亿美元的外债和超过100％的通货膨胀率已使它"从NIC。的优等生沦为破产国"(堀坂浩太郎语)。在第三世界占绝大比重的大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学就永远谈不上成功。换言之，发展经济学不以欠发达为主要研究对象，那它自身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完善。

大国的增长轨迹和发展规律与小国并不完全一样。据我所知，在以往的发展研究中能注意到这一类的人并不很多，值得一提的只有西蒙库兹涅茨和霍利斯钱纳里。即使在他们非常有限的从属性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出，在工业化初期(人均GNP为200～800美元时)，大国工业所占比重普遍高于小国5～6个百分点；投资和储蓄水平显著高于小国15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量大都不超过小国的50％。除了这些以外，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还表现在许许多多方面，但是现有发展经济学对此及其原因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无疑是发展经济学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改变这一研究状况，则是发展经济学复兴的一个必要条件。

最后，涉及到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究竟谁能很好地作出这一历史性贡献。我认为，作为欠发达大国本身的经济学家义不容辞。那是因为，大国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矛盾十分复杂，若考虑到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都起着重大的作用，那么大国发展的轨迹和型式就更难真正把握，发展规律更难真正被揭示。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研究欠发达大国经济，则受到立场和条件等多方面的局限。为此我很钦佩张培刚先生的见识和胆略，也希望我国经济学界同仁能共同作出努力，抓住这一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机，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发展经济学，并使之跻身于世界经济论坛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