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培刚，湖北红安人，1913年7月生，1934年6月武汉大学经济本科毕业后，被选送到北平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后任广西大学经济研究室研究员，1939年任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在这6年时间里，张培刚相继到过河北、浙江、广西等地农村和乡镇。进行调查，对农村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先后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年，与张之毅合著）3本著作，共40万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他还就农业经济变迁、粮食产销盈缺、货币金融体制和农民生活状况等问题，发表了10多篇论文。这些科研成果，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
1940年夏，张培刚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工商管理学科，于次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在留美期间，他始终以灾难深重的中国在战后将怎样实现工业化，如何繁荣富强这一问题为研究对象，并从整个世界范围全方位地探讨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及调整和变动等问题。他还以此课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他在1945年底完成《农业与工业化》论文，被授予博士学位。同时，该论文荣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还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该书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又在美国再版英文版。
1948年元月，他出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员。在这期间，他搜集和了解了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有关经济情况。在路过香港时，他还曾先后结识了冀朝鼎，徐涤新，千家驹等同志。并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及其他有关进步书刊，深受启发。于1949年2月他毅然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并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重返武汉大学。
解放初期，张培刚曾任武汉大学新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3年元月，任华中工学院等三所学校建校规划委员会兼办公室主任。1957年春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至1966年间，张培刚在《经济研究》、江汉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七一》、《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中国人口问题》、《对< 资本家宣言>的批判》和《对< 共产党宣言>的批判》等多篇论文。由于长期以来“左”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使张培刚的学术工作一度中断，粉碎“四人帮”后，年逾花甲身为共产党员的张培刚，以惊人的毅力，著书立说，传学授业。他现任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该校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等多种学术职务。
二
张培刚通晓五种外国语，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广有涉猎，并有不少真知灼见。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上的重大建树，和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的精深造诣。
张培刚对工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是论证农业和工业分别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过程中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他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非始终一样，如工业所用原料来自农业以外者逐渐增多；当工业化达到使人民获得一个合理生活水准时，农业的地位将不免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工业化开始以后，农业原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就开始让给了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尽管如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还是不能否定的。他指出：工业发展从技术与组织两个方面成为农业改良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伴随现代化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必将对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工业化的涵义，工业化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发生及其发展过程，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也都作了全面的、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工业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Strate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s）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些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它生产函数的变化，呈连锁运动。而这种“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和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
张培刚还认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将更进一步加强前面提及的“伴随现代化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事实上，这一切变化，都曾经对农业及制造业的生产结构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工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张培刚对工业化所下的定义，是具有创造性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一定义，既反映了第一次到第二次产业革命长达两个世纪期间世界经济的主要变化情况，又反映了农业国工业化的发展规律。
对影响工业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是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导致工业化发生和演进的最基本的发动因素有两个，即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所谓企业创新管理才能，是指“存在于企业行动幕后并领导企业前进的创建精神”，它不仅包括“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也包括“为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经营企业的志愿”。他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看成是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限制因素。
对影响工业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是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导致工业化发生和演进的最基本的发动因素有两个，即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所谓企业创新管理才能，是指“存在于企业行动幕后并领导企业前进的创建精神”，它不仅包括“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也包括“为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经营企业的志愿”。他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看成是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限制因素。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因素的这些论述，是颇有见解的。回顾我国30年来的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甚至重大失误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我们的建设方针曾长期忽视以致否认“企业创新精神”和“生产技术发展”对工业化的巨大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进行的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技术创造所取得的显著成果，证明张培刚的“两个最基本的发动因素”的论点，具有现实意义。
实践还证明，张培刚的两个限制因素的论点也是正确的。他所说的限制，是从相对的、积极的和动态的观点下予以考虑的。譬如，资源在假定生产技术一定或不变的条件下，才可以被看作是限制因素。而人口这一限制因素则是相对人口数量与资源拥有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说，资源与人口的比例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工业的进程。
张培刚还从人口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问题。
他提出：在工业化初期，人口增值较快，在这个阶段对粮食的需求量必然增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人民收入的增加，必将改变人们的食物结构从而影响对粮食的需求量，对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将有更大的需求，例如肉类。这种变化，有必将对农作方式的转换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饲料作物的发展，由粮食作物转换到工业原料等因素，都会引起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进而，他还论述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在关于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的问题上，张培刚也有许多偏僻的见解。他认为：如果外资能得到有效的投放和运用，而无损于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前途，则是有益的，并将大大地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在探讨资本在国际的转移规律时他指出：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是不同的。若预期收益大到足以补偿投资的风险和所承受的转移费用，则资本就有从单位投资收益较低的区域或国家流到较高的地方的趋势。这些论述，对于我国怎样利用外资，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又如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他在着重分析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之后指出：由于工业国和农业国在需求的收入弹性、供给弹性和生产调整弹性上的差异，在农业国和工业国的贸易中，农业国的贸易条件总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迄今为止，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常常运用张培刚的这一理论，来衡量他们的对外贸易上的得失利弊。譬如拉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Prebisch）后来提出的“中心与外围”之说，实际上只不过是张培刚上述理论的引申而已。还有，张培刚当时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中农业国所处的贸易条件之论点，不但对后来产生的发展经济学有较大影响，而且对我国分析当前国际市场的供求、竞争、价格等变动情况，以及改变我国自身贸易条件的不利地位，以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也很有实用价值。
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是早在本世纪40年代中叶创立的。至今仍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培刚早期发表的《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省粮食之运销》三本著作以及一些有关论文，也具有独自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 汇集了就中国1934-1940年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有关第一手调查资料，为研究就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2.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论证了水稻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关系，即“凡人口密度高的区域，水稻产量亦多；反之，水稻产量稀少的区域，人口分布亦较为稀疏。”至今仍有意义。
3. 通过对粮食运销成本的分析，揭示了粮食运销成本构成中的若干带规律性问题。如把粮食运销成本从整个粮食成本中单列出来，分析和探求出粮食流通领域中各个环节所耗费用的构成及其变化趋势；在分析粮食运销成本时，根据统计资料算出了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即纯粹的流通费用）各占的比重，从中发现交易费用在运销成本构成中的减少，应视为运销机构改良的标志；在研究运销机构改良的方式时，还特别强调了仓储和金融对农产品供求的调剂和润滑作用。
三
为了把被“十年动乱”所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宏愿，近10年来，张培刚在教学和科研第一项上认真而扎实地工作着。
——1978年，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工作。
——1979年，他参与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中直机关负责干部及有关经济工作者举办的《国外经济学讲座》，讲授“微观经济学分析”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1980年，他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合著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他参与国家物资总结组成的代表团，赴日考察了日本的物资经济管理体制和有关经济和管理学科等问题。回国后，他主笔写出了《关于日本物资流通管理教育的考察报告》，被刊登在华中工学院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1980年第2期上。
1981年4月，他同华中工学院林少宫教授一起，应美国诺格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杜塔教授的特别邀请，赴美参加了“第一届美国与亚洲经济关系会议”，作了《中国经济调整与外贸前景》的学术报告，深受好评。受我国教育部的委托，会后又赴美国西部，考察了11所大学。回国后，他又主笔写出了《美国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动态和特点的研究报告》，再次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上。
——1982年10月，他因积劳成疾，病情严重，在住院治疗的一年半时间里，仍抱病工作，制定新的写作计划，继续探讨被中断多年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决定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写成上、中、下三卷，把1984年中译本修改后，加上《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的副标题作为上卷（1984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然后再陆续著述中卷《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和下卷《社会主义中国的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
——1984年，他与厉以宁再次合作，撰写《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共53万余字，于 1985年上半年脱稿，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9月底，他和林少宫再次应诺格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赴纽约参加了“第二届美国与亚洲经济关系会议”。他们在会上宣读了《中国的现代化：稳定、效率和价格机制》的论文。会议结束后，他又应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内华达大学之邀请，先后在两校的经济管理学院，就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作了专题学术报告，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
张培刚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无论讲学还是著述，他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例如，她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要流派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总是力求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在指出其错误观点的同时，注重吸收其中合理的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他提出了“脱钩论”的设想。即将西方的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一方面与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脱钩”；另一方面，将其对供求关系、价格变动以及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替代弹性等分析的合理部分，与劳动价值论“挂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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