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他是武汉大学历史上著名的“四个一”学生，夺得“大卫•威尔士”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创立了系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为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率先倡导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普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做出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他是国立武汉大学“哈佛三剑客”之一，张培刚。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感慨地说：“张培刚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张培刚（1913-2011），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曾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34年，张培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多次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镇，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

1941年4月，张培刚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为寻找强国富民的途径，他在几个月之后从工商管理学院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当时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科处于全盛时期，知名教授云集。因此，张培刚有机会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系统学习和研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在哈佛时期，张培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在战后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繁荣富强。在与美国农业经济学泰斗布莱克、经济学史权威厄谢尔商量后，他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计划从世界范围内探讨和分析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农业和工业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工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此，他在哈佛图书馆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200多本当时与经济学相关的德文、法文、英文参考书和主要论著。他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材料中总结了英、法、德、美、日、苏（俄）等国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许多重要论断，最早建立起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

1945年，张培刚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该论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因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上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合理的观点，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该论文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1946-1947年度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 Price in Economics），这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该奖被经济学家尊称为小诺贝尔奖。与张培刚同样获得该奖的，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旗手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该论文后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再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被世界很多著名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列为指定参考书。

北京大学林毅夫在缅怀张培刚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张培刚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的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1984年开始做我的论文研究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教授帮我开出的一系列必填读的参考资料当中，就有一本是由中国人写的著作，那就是张培刚老师所写的《农业与工业化》这本巨著。当时，作为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从文献当中能看到中国人写的著作非常少，而张培刚老师的书就像是一颗明珠，让我非常受鼓舞。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让我内心感到非常折服，而那本书竟然是在1946年就写完，1947年就发表的。”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经济系主任张伯伦曾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但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毅然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1948年1月，为了更多地了解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资料，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张培刚征得周鲠生校长的同意，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赴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参加了数次国际会议，撰写了粮食供销、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等方面的专题论文和报告。1949年2月，张培刚舍弃优越的待遇，从曼谷再次回到武汉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培刚先生兼任武汉大学校总务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年底，调至正在组建的华中工学院，任建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张培刚说：“他们认为我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张先生的夫人谭慧回忆：“他是为华中工学院选址的人之一，那时候这里是三个村庄，都是农田和无数的坟场。作为基建主任，他的首要工作是劝说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

由于和西方国家的隔绝，回国后的张培刚并不知道自己创立的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后来辗转到武汉，才吃惊地发现工地上的基建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张培刚。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领导将他安置在一个临时招待所接待了智利来访者。此时他才知道，他的博士生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已出版西班牙文版本，在南美洲等地有很大影响。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担任《政治学词典》、《外国经济史》的主编，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他与厉以宁合写《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中国。1979年，张培刚回到华中工学院，担任社科系主任。他诙谐地说，自己站了30年，现在总算有张凳子可以歇歇脚了。两年后，华中工学院为张培刚教授专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不顾年老体衰，张培刚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经济学科建设之中，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总结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著作，并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英文手稿译成中文，使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本书终于开始为中国人所了解。那时他已将近70岁。

1990年，北京大学梁小民教授曾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他说：“相比之下，张培刚的理论远在刘易斯之上。刘易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那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张先生则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也做了反思，他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曾有国外教授到中国讲学时对梁小民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舒克茨是发展经济学大师，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大师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也强调：“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张培刚一生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以及著名学者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巴曙松、李佐军等都曾先后得益于他在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执教时的培育和教导。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促进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华中科技大学于2004年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该奖面向全国，奖项类别包括“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论文奖”。迄今已有何炼成、林毅夫、谭崇台、吴敬琏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等多位著名经济学家获得过“张培刚”奖。

张培刚的书房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这副对联，是张培刚对自己一生为人治学的自勉，更是表达一种豁达的胸襟。

“先生的一生，是献身于经济学创新的一生，是献身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评价说，“他淡泊名利的学人风骨，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高屋建瓴的学识造诣，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提携后辈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