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2023年7月10日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诞辰110周年纪念日。7月8日，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组织的“纪念张培刚教授诞辰110周年活动”在红安县八里湾镇举办。本文为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胡潇老师特别撰写的纪念文章，敬请阅读。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

张培刚

一、属牛的孩子

我于1913年出生，属相牛，也像一匹劳累的“老黄牛”。——张培刚

1913年7月，湖北黄安县八里湾陈家田村的张焕元家诞下一名男婴，起名为“思孟”。这当然有家长“见贤思齐”的美好愿望在内。上学后，这名男孩改名为“培刚”。谁也不曾料到，张培刚，这个普通农家的子弟，后来享誉海内外，成为经济学一代宗师。在11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是所有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癸丑牛年出生的张培刚，一生都具有牛的优秀品质——永远勤恳耕耘而不计回报。癸丑牛出生的张培刚，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中，遭逢了世界格局和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但不管如何剧变，他人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都与牛结下不解之缘。

二、珞珈求学

张培刚虽然出生在普通的农村家庭，但是幸运的读上成立不久的新式小学。1920年毕业后，第一次走出家乡入学私立武汉中学。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他随校集体转入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1928年毕业时，恰逢武汉大学招收预科生，于是他以同等学力报考。1930年，张培刚从文科预科毕业，如愿考入武大经济系。当时的武大，齐聚一批从北大和国外留学归来的名师，是民国五大名校之列。由于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开课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使得求知欲及其旺盛的张培刚如鱼得水，他也就此在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语、外语和专业基础。

在大学课堂里张培刚第一次系统性接触西方经济学，这激发了他浓厚的学习兴趣。他对西方工业革命和产业发展的过程和机制尤为关注。因为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又意味着强大和富庶，而这正是一个贫穷中国所迫切需要完成的一场历史使命。因此，作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同时保护农业的发展，成为他一生寻求的答案。

三、乡间调查与西南岁月

1934年，21岁的张培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以全院第一的成绩被选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他因此再次回到农村，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之旅，足迹遍及河南、浙江、广西、湖北等省。长期而深入的调查，使他掌握了关于中国农村巨量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他一生的宝贵财富。

1935年春，张培刚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中发表了《第三条路走得通吗？》的文章，从客观条件、国内市场和人口素质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农村工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篇文章也宣告了张培刚找到了毕生的目标——农业中国的工业化文化。

1937年夏，抗战爆发之际，张培刚应邀赴广西大学经济研究室出任研究员。1939年赶赴昆明，重新回到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在这一期间，他得知，1940年8月停顿数年的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即将在昆明和重庆同时举行，共招收16名，其中文科只有两名，经济史和工商管理各一名。尽管考中难度很大，但张培刚毅然决定报考。

1941年4月，张培刚看到报纸上有“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发榜”的消息，共取17名，文科仅两名：张培刚（工商管理），吴保安（经济史）。他举着报纸大声叫好，在房间里兴奋地团团转了三圈，把报纸上的“张培刚”三个字看了又看。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武汉大学第一个考上清华庚款留美的学生。

5月，张培刚带着随时行李和近三十万字的《中国粮食经济》手稿离开昆明。6月中旬辗转到达重庆，7月初乘飞机飞往香港，8月乘船前往美国抵达旧金山。3日后乘车到达东部波士顿康桥镇的哈佛大学。先期抵达的吴保安将他安置在大学附近的出租公寓。张培刚第一次见到了暖气，让他深感发达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差距。

1941年他入学哈佛的时候，最初按照招生计划他是需要就读工商管理，但张培刚认为学习工商管理于个人收入与前程虽大有裨益，但与国家的求富求强相比，后者更是自己的愿望所在。所以，他在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就读，当时哈佛经济系是美国和整个西方经济学的重镇，包括熊彼得、张伯伦、汉森、厄谢尔、哈伯勒、里昂惕夫等世界级名师汇聚一堂。在这些导师的指导下，张培刚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很快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

四、黄金岁月

“好难得出一个张培刚，我也做不到，我没可能进哈佛......”——2003年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张培刚九十华诞庆典上讲话。

张培刚进入经济系后，遇到了不少让他终身受益的大师：当时的经济系系主任张伯伦，是垄断竞争理论的提出者，曾在1927年的“大卫·威尔士奖”竞争中击败清华大学的陈岱孙。张培刚选修了他的“经济学原理”和“垄断竞争理论”。二战爆发后，张伯伦被派往欧洲，后来里昂惕夫（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接替了他的工作，继续为张培刚教授经济学原理。不过对张培刚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熊彼特。

熊彼特是经济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其思想广度甚至超出了经济学范畴，扩展到历史乃至哲学领域。他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其著作亦是旁征博引，阐述清晰。他要求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出理论水平和理论抽象能力，注重对理事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这些都对张培刚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2年末，张培刚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全世界青年联合会会议，与八百多名代表一同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休会期间，他见到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担任法律顾问的周鲠生。周鲠生是张培刚在武汉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他热切询问张培刚的学习和生活，并盛赞张培刚的勤奋努力，是个栋梁之材，并要张培刚学成后回武汉大学任教。

1943年末，张培刚通过了硕士学位答辩，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他敏锐感觉到美国参展以后，二战结束指日可待，战后的中国必将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同时还应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内探讨落后的农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可惜他在查阅的书刊资料中，尚未见到一本系统地论述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专著。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张培刚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记述了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从产业革命以来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情况和经验教训。他又花了九个月时间，在1945年底终于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文稿。

在这本后来成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书中，张培刚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过程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农业国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但农业发展对工业化启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不能忽视农业而片面实现工业化。《农业与工业化》中许多具有预见性的论述都成为了此后数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先声，而其本身具有开创性，成为战后西方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

1945年12月上旬，失去了双亲的张培刚通过了经济学博士答辩获得博士学位。那篇约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参加“大卫·威尔士”评委会奖评。

五、大卫·威尔士奖

“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因此，作为此书的出版者我们深感自豪！——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2009年2月在《农业与工业化》出版60周年时发言

1947年，张培刚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博士论文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博士论文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八十五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

虽然“大卫·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面向在读研究生的一个奖项，但却享有极高的学术知名度。很多获得此奖的获奖者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新古典综合的宗师萨缪尔森。更为重要的是，在张培刚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来自亚洲的学生获得过此奖。张培刚是获得此奖的亚洲第一人，同时，在张培刚之后，也再没有华人学生获得此奖，他也是百年内唯一获得“大卫·威尔士”奖的华人。

《农业与工业化》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再版。1951年该书还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流行于南美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日后成为西方很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

六、重回珞珈与远离学术的三十年

三十余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再继续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张培刚著 《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自序

1947年8月，张培刚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返回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系主任。他与同一批从哈佛受邀来武大任教的历史学家吴于廑（原名吴保安）、法学家韩德培被称为哈佛三剑客。两年后，同样武大毕业哈佛留学的的谭崇台，也受邀回到武大担任经济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其时，武大青年学者人才济济，风头一时无两。

归国后的张培刚，非常重视培养学生，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董辅礽、曾啟贤、何炼成和孙鸿敞有幸成为张培刚的开山弟子。作为非常有魅力的青年教授，张培刚在武大授课时，往往都是脱稿讲授，深入浅出，又生动活泼，所以教室都是人满为患，一位难求。

1948年1月，张培刚还被推荐到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任职，当时武大周鲠生同意他保留了他教职去曼谷任职。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他度过了人生中与世界经济学界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1949年2月，张培刚回到武汉大学继续担任经济系主任。1949年5月16日，武汉和平解放，张培刚被任命担任武汉大学校委会常委兼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兼任经济系主任。

但在50年代初期，张培刚被抽调参与建立华中工学院，从此，在30年间，张培刚远离了他的本职专业，先后担任过学校基建办主任，外语教师等职务。不过在这里，他遇见了终身相濡以沫的妻子谭慧。她比张培刚小17岁，但很快被他质朴的性格和远大的抱负吸引。1953年底，谭慧毕业后调入筹备中的华中工学院。1954年4月10日她与张培刚在建校的工地上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从此她成为张培刚在艰苦岁月中最大的安慰和倚仗。

张培刚等到重返讲坛时已经是1977年，离哈佛学成归国已经整整三十年。

七、诺奖级的学术贡献和影响

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在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再版。1951年该书还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流行于南美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日后成为西方很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张培刚因此而被推崇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50年代中期，智利大学两位教授前来中国，抵达北京后便急切要找“Pei-Kang Chang”。陪同的翻译竟听成了“背钢枪”，一头露水。后经北京大学严仁赓教授提示，才知两位要找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

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几次提到张培刚。他说，拉丁美洲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与外围”之说是张培刚理论的引申。钱纳里强调：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

1984年，华中工学院出版《农业与工业化》中文译本，震动了当时整个中国经济学界。1987年，在一次建国以来出版社科图书展上，由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现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引起重视，内部人手一本。不久，华中工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函：“华中工学院办公室：我们最近读了张培刚先生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感到张培刚的研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决策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想把有关的课题交给张培刚研究，并给他提供一些支援。”

1990年在华中理工大学举行的“发展经济学展望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张培刚在1945年用英文写成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发展中的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的学术著作。书中提出的部分理论和观点，西方经济学直到60年代才意识到并予以提出。张培刚教授是当之无愧的发展经济学先驱。鉴于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因而这本著作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逐渐式微，丧失学术解释力和学术影响力的现状，张培刚敏锐指出，发展经济学需要新发展。他在1988年做了一场重要的学术报告：《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主张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均需要做出重大的改革，摆脱西方的基于新古典理论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他将之称为新发展经济学，具体而言：要研究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采用综合性研究方法，着重突出历史分析和多维度（经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分析；要着重研究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因素。他由此躬身力行，带领一批年轻学者，于1992年完成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 这标志着张培刚的学术研究与时俱进。

1988年，张培刚与武汉大学协商，得到谭崇台的支持，用他的博士学位点作为两人共带博士的基地。1998年，华中理工大学的经济学院获得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点，85岁的张培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博士生导师。2006年，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典礼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张培刚亲自颁发了获奖证书及奖金。三位获奖者分别为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2011年11月23日，98岁的张培刚因病去世。在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华中科技大学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曾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感慨道：“他在任何困难下面，都绝对不放弃他的事业。在执着于事业的背后，是他对国家的热爱。当初他完全可以在国外不回来，如果他不回来，如果他得到比如今更好的科研条件的话，我想张先生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天是武汉大学杰出校友张培刚诞辰110周年，特以此文缅怀大师，大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