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发展问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得以发轫。纵观当时问世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著述，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成为彰显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演进的典型事例，《农业与工业化》也是目前学界探讨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从学术史角度出发，厘清了张培刚早期科研经历与《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学术关联，分析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演进路径，概括了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的当代启示。在推动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今天，张培刚的学术形成路径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关键词：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村调查；农业发展

1913年7月，张培刚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1934年6月，张培刚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7月，张培刚因成绩优异被选送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1年，张培刚留学美国。1945年10月，张培刚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并于当年12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7年3月，《农业与工业化》作为“经济学上极有贡献之著作”被授予1946年至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并被选入《哈佛经济研究丛书》(The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第85卷，“凡列哈佛经济研究丛书，咸称名著”(《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47)。1949年，《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版正式出版。

20世纪40年代末期，《农业与工业化》仅有三个章节相继在中文杂志上刊载(张培刚，1947a,1947b,1948)。与之境遇不同的是，英文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多次再版，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这些充分说明了《农业与工业化》的学术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先在农村地区取得突破。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业与工业化》中文修订版的传播，张培刚的经济思想得到了国内学者更为广泛的关注。郭熙保(2011)在梳理20世纪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指出，从张培刚对工业化定义、性质与工业化演进历程的把握来看，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是独树一帜的，它科学系统地论述了工农业的相互关系。邹进文(2022)的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由海外留学生所完成的经济发展问题领域的博士论文之中，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是最为知名的成果。孙大权(2015)则对《农业与工业化》中有没有提出“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理论”、工业化定义有没有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等既有学说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叶世昌(2000)以《农业与工业化》为引证，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文著述中的经济发展思想。在推动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今天，“农业与工业化”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标志性和标识性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入选《中国经济学手册》条目(张建华，2022)。可见，围绕《农业与工业化》的既有研究偏重于学理反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大批学者，如卜凯、陈翰笙、董时进等，也曾对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见解。卜凯(1936)在中国广泛开展了农村经济调查、土地利用调查等，客观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状况，主张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生产效率来发展农业。陈翰笙(1985)则强调土地制度改革在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旧中国需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释放农业生产力。董时进(1938)更重视对农民的组织和教育，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并创办了《现代农民》杂志，旨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培育农民的经济意识。与之相比，张培刚的农业发展思路更侧重于探索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路径。

张培刚所主张的农业发展思想从何而来？张培刚(2017a:963)曾提到，“诚然，读书使我获得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我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六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这篇博士论文的”。显而易见，《农业与工业化》的基本素材源自张培刚早年生活、学习以及科研经历。陶孟和在负责社会科学研究所时，主张青年研究人员先在国内从事几年的研究工作，等积累了研究经验和心得，再去国外进修(巫宝三，1995)。当时，包括张培刚在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得益于此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业绩。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农业与工业化》产生的后续影响展开，鲜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与张培刚早期科研经历之间的学术关联，而该问题却是全面认识张培刚经济思想、系统理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形成与演进路径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张培刚的著述和建言从理论方面对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基于早年系统的经济理论学习和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张培刚提供了关于如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路。进入21世纪，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农业的征途上，耄耋之年的张培刚仍然笔耕不辍，针对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有关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时至今日，张培刚毕生所关注的农业、农村问题依然是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任务依然艰巨。因此，从学术史上爬梳张培刚的农业发展思想，并揭示其当代启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一、基于田野调查把握中国基本国情

张五常在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评述《农业与工业化》时指出，“今天的同学如果能找时间细读大哥的《农业与工业化》，会察觉到虽然这本书征引西方的论著既广且博，也处理得非常用心，但字里行间大哥的思维是环绕着他早年在中国农村的观察与体会”(张培刚，2017a:949)。张培刚走上农业发展问题的科学研究之路是从着手农村调查事宜起步的。从事农村调查活动的亲身经历及其相关研究对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产生了奠基性作用。

(一)整理农村调研资料形成经验认识

19世纪末，农村调查在欧美国家兴起。较之于欧美国家，中国开展农村调查活动的时间相对滞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旅居的西方人士对中国农村生活状况有一些零散的记述，这些资料刻画了他们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印象，但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问题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国社会调查与统计尚在极幼稚时代，研究社会学者苦无可靠可用之材料，……目前急须从事中国审核经济之调查与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1930)

当时对中国农业农村问题展开研究的有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或称“分配派”)，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中国经济》杂志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派”，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派”，以吴景超为代表的“都市派”等。其中，卜凯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全书涵盖了从1921年至1925年在中国7个省份的17个地区的详细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不仅对农村经济的组织和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还分析了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程度、租佃制度等问题。尽管该书在度量衡一致性、调查范围代表性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但其丰富的原始材料和实用的分析方法仍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20世纪初期，北洋政府农商部、戴乐仁、卜凯等机构与学者在中国农村进行了调查，尽管这些调查通常是非全域的，但一时成为分析中国农业领域有关问题的重要研究资料。为了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从苏联回国后任职于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陈翰笙先后组织开展了对江苏、河北、广东等地的农村调查。1929年7月至9月，陈翰笙率团对江苏无锡55个村和8个农村市场进行了调查，对其中的22个村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将村分为普通村和特殊村，调查内容涉及农户与生产状况，租佃、借贷、典当、税捐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Chen,1933)。

1930年5月至8月，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清苑县的11个村的1773个农户以及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分为两种，一是农家分户调查，二是农村分村调查，前者是主要调查方式，旨在了解各个农户的详细情况，后者是辅助调查，目的在于概括地了解农村的共同状况。这次调查按照是否出租土地以及雇工为标准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后来，又进行了几次补充调查。虽然清苑农家经济调查于1930年8月即已告竣，但所获取的资料长期未被利用。1933年，陈翰笙提交给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论文——《当前中国的土地问题》——使用到了清苑农村调查的少部分资料。除此之外，清苑农村调查资料被搁置数年。

张培刚的妻子谭慧女士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贺信——《薪火相传，勾画中国经济学发展蓝图》中忆及，1934年张培刚自武汉大学毕业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时任该所所长的陶孟和分配给张培刚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由陈翰笙、王寅生、韩德章等人在1930年获取的清苑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并撰写研究报告。为了充分了解调研事项、便于资料整理，1934年冬张培刚和韩德章专门去保定城区和清苑农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补充调查。

清苑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几经中断，最终张培刚在1935年底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的长文，后来分上、中、下三部分相继发表于《社会科学杂志》。由于清苑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来自不同主持人，《清苑的农家经济》为了明确调查内容起见并没有利用全部清苑调查资料，而是选取了韩德章、张稼夫分别主持的500户分户调查资料、24村分村调查资料。《清苑的农家经济》分别论述了一般的农业生产要素、农家的农业经营以及农家的收支与借贷情况(张培刚，1936a,1936b,1937a)。在对这些微观经济现象的细致观察中，张培刚逐渐认识到，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微观层面的改革，还必须从宏观视角探讨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清苑的农家经济》中关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及农户负债问题的分析使张培刚洞悉到，传统农业难以通过自身积累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依赖外部力量，尤其是工业化的推动。这一认识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得以深化，他明确提出，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工业发展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缓解农户的经济压力，从而为农业现代化奠定条件。同时，《清苑的农家经济》揭示的农村金融困境与生产结构失衡问题使张培刚更加关注政府在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农业与工业化》中，他进一步强调，政府应在统筹规划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促进农业和工业的联动发展。不难发现，《清苑的农家经济》不仅是张培刚早期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是他探索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理论奠基石。这项研究使得张培刚的学术视野扎根于中国农村的现实，通过深入调研为其后续理论构建提供了第一手经验与实证支持，使张培刚的农业经济理论始终能够回应中国实际问题，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

为了估计与预测全国主要农作物产出、探讨农村经济发展情况，1933年中央农业试验所在南京创刊了《农情报告》，刊载农作物生产、灾情调查、农民负担、地价变动、农村人口增减等信息(张心一，1933)。《农情报告》创刊后，成为揭示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1934年，巫宝三利用《农情报告》等资料撰写了《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继《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后，张培刚通过对《农情报告》登载农业信息的分析，并结合其他资料，从农业生产利得与农民购买力变动角度撰写了《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国农业经济》等系列文章(张培刚，2017b:9—27、28—42、43—64)。这些文章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分析了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虽然中国在农业领域的统计数据建设较此前有了长足进步，但制约农业统计完善的度量制度标准化、全境的人口与土地调查统计尚未开展等核心问题仍未解决。《论我国食粮盈亏的估计方法》等著述表明，张培刚不仅注意调研方法的总结，还重视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提炼农业问题分析方法。

(二)从事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实际情况

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风气之先的应该是葛学溥。1921年，葛学溥带领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了调查，完成的调研报告《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Phenix Village,Kwantung,China)]于192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嗣后，越来越多的农村调查在中国陆续开展。农村调查是科学分析农村经济问题的前提，然而在当时开展农村调查困难重重，比如农民缺乏数字记账的习惯，调研对象对农村调查缺乏了解而敷衍，乃至对有关调查心有恐惧，等等(张培刚，2017b)。20世纪30年代，基于对农村调查资料整理与调查工作的了解，张培刚先后撰写了《我国农村调查之困难及其补救》《农村调查的方法——拣样调查法的理论及其应用》《论农家记账调查法》等文章，阐释农村调查困境、介绍并普及农村调查方法。除此之外，张培刚赴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省份进行的农村实地调查为后来其由经验分析上升到理性认识夯实了基础。

1935年9月初，张培刚利用回乡之便在湖北省原黄安县南乡的成庄村进行了调查。成庄村靠近当地的农产品集散地——八里湾，同时临近棉花等经济作物物流中心——岐亭，这些区位优势使得该村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落。然而20世纪30年代，由于社会变革，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动。张培刚历时5天，从成庄村的30余家农户中抽取了24家进行了访谈。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张培刚撰写了《成庄村的农家经济调查》，该文章主要阐述了成庄村一般生产要素(人口、土地、农具、耕畜)、农业经营状况(农作物经营、畜养、副业)、农家收支分析(农家收入、农家支出、收支结算、借贷)等方面的情况。调查揭示，成庄村在土地分配上存在显著不公，稻作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体，而家庭经济的收支存在较大失衡，辅助性职业虽种类繁多，但收益甚微，税务压力尤为沉重，特别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经济悬殊，从而映射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农民生计的困苦状况(张培刚，1935a)。

运销通过改变地点、时间及拥有权而创造了三种效用。运销研究起源于美国，大约始于1900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德国等相继围绕运销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至此，运销研究的重要性已为世人所共认。中国学者关于运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应该始于1927年社会调查所对河北省小麦及棉花运销的调查，此次调查标志着中国运销研究的开端。

1935年，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福建省政府合作对福建全省7个行政督察区、62个县市的粮食产量、粮食消费、粮食价格、粮食市场等项进行了统计调查。巫宝三在调查时曾致函杜俊东：“莆田、仙游，惠安诸县调查，均极满意。在莆田抄得十年价格材料，三年船运统计，及在惠安抄得六年进口数量，尤可贵之收获。”(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5)

1936年夏，资源委员会委托张之毅、张培刚到浙江进行粮食物流、重要市场的粮食运输报告制度等情况的调查。除了满足资源委员会的调研要求外，为了便于学术研究，张之毅、张培刚还调查了粮食运销机构、各市场历年粮食价格、重要粮食区域的农作物生产费用。浙江全省粮食运销调查从1936年6月下旬到9月中旬，涉及32个县、市，共56个市场。1939年1月初，张培刚、张之毅合作完成调研报告《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并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主要分析了粮食的供需关系和运销机构(张培刚，2017c:750—933)。在这项研究中，张培刚基于翔实的调查材料，探讨了浙西地区“土民”与“客民”在谋生方法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稻米种类的生产上，还反映在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中。具体来说，张培刚发现，尽管有“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传统观念，但实际上饮食结构主要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即便是在南方，贫困家庭也仅食用少量米谷，而更多地依赖杂粮。此外，他还指出，中国某些年份米粮进口量较大，并不完全意味着国内粮食无法自给，而是受限于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得大米富裕地区如川、湘等地的余粮难以低成本运至其他地区，从而无法与进口洋米竞争(张培刚，1936c)。

在巫宝三、杜俊东等学者联合撰写的《福建省粮食产销调查报告》中，杜俊东负责的运销费用分析部分已在其论文《福建省粮食之生产及消费》中先行发表，该论文收录于《福建县政》1937年第2卷第1期(杜俊东，1937)。粮食问题研究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重要议题。

1937年7月，时值兼任广西大学校长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念及解决该省战时粮食问题刻不容缓，约请千家驹组建经济研究室调查研究粮食问题。1937年秋，张培刚受千家驹的邀请到该研究室短暂任职。是年冬，广西省政府统计室计划调查全省的粮食和燃料的运输、销售情况，张培刚参与了粮食调查表格的设计。调查结束后，张培刚利用此次调查资料，并结合广西建设厅统计研究室、广西民政厅的有关资料撰写了《广西粮食问题》。《广西粮食问题》分析了该省粮食自给程度、生产、消费、供需，粮食运销机构、成本，粮食问题及解决途径。该书深入地探讨了广西地区的粮食问题，广泛涉及了粮食的生产、消费、运输和销售等方面。通过对数据的细致分析和实地考察，张培刚揭示了广西在粮食自给能力、供需平衡、消费模式以及价格变化等方面的核心问题。在这份著作中，张培刚不仅深入分析了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优化粮食分配、减少运输成本和提升加工技术等解决方案，而且以批判和建设性的态度明确指出了广西粮食问题的具体表现和原因。在该书附录的《粮食管理之任务及工作应如何使之适合战时之研究(草案)》中，张培刚(2017c:748—749)指出，“战时粮食管理不仅在调剂盈虚，平衡价格，而增加生产及节制消费”，“减轻抗战期间因征发壮丁而发生劳动力之缺乏问题”。

在广西期间，张培刚还应邀为广西统计训练所的学生做了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该报告经整理后以《农村调查与资料整理》为题发表于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主办的《广西统计季报》上。在这次报告里，张培刚分别介绍了调查题目的选定、调查方法、样本选取、调查人员素养、调查表格编制、实地调查的分类、资料补充及整理等方面的问题(张培刚，1937b)。

二、以国际化视野思考中国农业发展问题

《张培刚年谱》显示，为了完成《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阅读了英、法、德、美、日等国与工业化有关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农业与工业化》涉及经济学者180余人，文献资料200余种(张培刚，2017a)。实际上，通过梳理早期著述不难发现，在撰写《农业与工业化》之前，张培刚已经对农业发展领域的著述有了一定的涉猎和累积。

(一)关注国外农业发展态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大萧条，挽救农村经济危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无独有偶，经济大萧条对欧美国家农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张培刚认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不同于欧美国家。美国农业经济的衰退是因为世界经济衰退、农产品输出不畅造成的，较之而言，中国农业技术落后、农业经营不善、农民生活水平低，但长期并未被视为一个问题，直到外来势力进入中国，又加之灾害频发导致了农村经济崩溃。因此，美国面临的是剩余农产品如何处置的问题，而中国需要解决的则是如何通过农业机械化或生产技术增加农业产出问题，二者境况并不相同(张培刚，2017b)。当时美国是已经出现大量过剩的现代农业经济，而中国是亟待通过工业化和先进技术提高产出的传统落后农业经济。

调剂农村金融被视为促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手段之一。1934年，张培刚翻译了乌克兰社会活动家诺亚·巴鲁(Noah Barou)于1932年出版的《合作银行》一书中的“农村合作银行”一章。文章从资金来源、放款种类、管理机构、损益处置办法等领域分别介绍了农村信用和生产合作的混合银行、雷发巽式合作银行以及政府扶持的农村合作银行的状况(Barou,1934a,1934b)。在此基础上，张培刚分析了中国农村资金缺乏的窘迫状况，梳理了1934年农村金融调剂工作的进展(张培刚，2017b)。

大萧条对美国社会各个领域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贫困和饥饿，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地区差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产品价格暴跌，许多农民面临破产。美国政府为此组织了“总统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探讨相关对策。这是一个跨学科的专家小组，旨在研究大萧条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形势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包括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涉及了教育、健康、就业、农业和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1933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埃德蒙·布伦纳(Edmund S.de Brunner)和威斯康星大学农村社会学教授约翰·布莱克(John D.Black)共同完成的《农村社会趋势》(Rural Social Trends)是其中成果之一。《农村社会趋势》不仅使用了已有的美国国势调查表册，还在多个州郡做了实地社会调查，这种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是以前农村社会的探讨工作不能比拟的。张培刚(2017b)认为，从《农村社会趋势》可以发现，世界经济恐慌是影响美国农村社会变动的最大因子；大萧条加剧了美国原本农产品过剩的局势，进而造成工商业的不景气，而当时仍无解决良策；解决农业衰退需要从生产领域着手，而效率高的生产技术又会增加农业产出剩余，美国农业陷于“二律背反”的窘境。

张培刚对《农村社会趋势》一书进行了深入的评述，强调了该书在研究美国农村社会变动中的重要性和创新性。他指出，这种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相较于以往对农村社会的探讨，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和广度。《农村社会趋势》不仅提供了对美国农村社会在大萧条时期所经历的深刻变化的实证分析，而且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动因。

(二)独立探求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第一，分析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因素，因时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20世纪前期，中国农民知识水平不足，又加之灾害频仍、农村经济破产，依靠农民自发形成组织改善生活难以实现。在此情形下，张培刚撰文《农村建设的推动力》，认为政府机关应当在农村建设中承担第一推动力的责任，社会各界也需要予以通力合作(张培刚，1934)。实际上，张培刚此时已经认识到，作为一项先天性弱势产业的进步和发展，农业的进步和发展须依靠政府而非市场，因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往往会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极化效应”或“马太效应”。嗣后，国民政府在复兴农村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张培刚在《一年来之农村复兴工作》中指出，政府在复兴农村工作中，不仅要通过征收进口税抵抗国际倾销，还要兼顾增加本国农产品产量，着重降低中、小农民负担，改进农产品运销，通过推广农村合作金融、设立农民银行活泼农村金融，努力推进合作社发展(张培刚，1935b)。抗日战争爆发后，粮食供给较战前更加捉襟见肘，而粮食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为了平抑粮价、保障民生，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统制战时粮食管理条例》，但直到1940年8月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前，粮食统制政策并未实行。张培刚先后发表《论战时粮食统制》《抗战时期中我国粮食问题的探讨》等文章探讨战时粮食问题，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系列困境：(1)农业的天生弱势；(2)以“人多地少”为特征的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劣势明显；(3)以“一盘散沙”为特点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缺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效组织架构；(4)当时政府对农业漠不关心，对农业的投入、支持和保护严重不足。

第二，关注国外农村建设实践，开拓国际视野。除了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和农村社会学领域的相关著作外，张培刚还留意与中国一样面临农业发展障碍的国家的具体情形及对策实践。20世纪30年代，印度农民普遍背负债务，他们的借款很少投资于农场经营，而是用在了非农场经营目的支出上，而各个地方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的办法不尽一致(张培刚，1992)。

第三，立足本国国情，思考农业国工业化路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于20世纪初，较之于南非、印度及东南亚地区，中国工业化进程披挂了尤为沉重的半殖民地经济政策枷锁。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本土农产品面临着比境外输入的农产品更加严峻的流通障碍(张培刚，2017a)。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戴乐仁(1934)为代表的人士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提倡农村工业实现救济民生、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戴乐仁的观点影响了当时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贺岳僧(1935)发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指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道路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以梁漱溟、高践四为代表的主张复兴农村，二是吴景超等主张的开发工业。前者是改良，后者是改造，挽救中国农村经济厄运应该走改造的道路。对于贺岳僧所归结的两种观点，郑林庄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中回应，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作引渡工作，这个过渡时期的引渡工作便是农村工业，也就是在农村办工业，以此作为都市工业发展的基础，当时中国应该致力于开办农村工业为中国经济谋取出路(郑林庄，1935a,1935b)。针对郑林庄的主张，张培刚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中指出，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说，农村工业未必能够成功，把农村工业当作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郑林庄，1935c;张培刚，2017a)。可见，《农业与工业化》虽然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但其中蕴含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张培刚，2017a)。在《农业与中国的工业化》中，张培刚指出，农业既是工业原料的供给者，也是工业产品的消费者，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然而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成本低廉、农业生产规模小限制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张培刚，2017a)。基于对中国农业问题的长期关注，张培刚发现，中国农业的发展面临某种“二律背反”:在二战之前以“人多地少”为特征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尚未出现任何农业现代化国家，因此以农业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成了唯一可供借鉴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立足中国实际创新农业发展理论

《农业与工业化》论述了农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和工业的地位和作用，阐释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从选题来看，《农业与工业化》是张培刚前期科研工作的延展。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核心研究方向，该所围绕中国农业经济设置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张培刚在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中国农业经济领域问题的研究。《农业与工业化》原本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系列研究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处于博士论文撰写时期的张培刚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如何推进工业化进程，应当作为世界性的问题予以考察。相较于国外学者的同类成果来说，《农业与工业化》是当时并不常见的基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讨论相比，《农业与工业化》综合采用了历史归纳、理论演绎与世界范围的一般经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业国家工业化问题进行一般化解释，不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视野都更为国际化(叶世昌、孙大权、丁孝智，2017)。

张培刚早期关于“工业化”问题的认识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得到了明晰的理论界定。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中，张培刚不赞同“以农立国”论或“乡村建设派”的主张，认为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必须实行同时囊括城市和农村的工业化(张培刚，1935c)。《农业与工业化》延续了《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中对工业化的认识，摒弃了国际学界大多秉持的“工业化”观点，即“工业化”就是单纯的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不重视发展农业，甚至将工业与农业视为对立、无法兼顾的看法，而是将农业视为许多工业的一种，从而避免了单纯强调制造工业，而不顾乃至牺牲农业的片面性观点(张培刚，1989,2017a)。“工业化”是生产技术的变革，从而把“工业化”界定为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也就是工农一体化发展战略(张培刚，2017a)。张培刚认为，政府的作用不仅局限于直接的经济建设，还包括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为农业和工业的协同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除了从理论上界定“工业化”外，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进一步凝练了关于工业化具体实践方面的先期认识。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缓解资金积压、挽救农村资金短缺的状况，一些商业银行相继开展了农村贷款业务，但仅到1935年商业银行的农村贷款业务就陷入了竞争失序的局面，以致商业银行陆续收缩农村贷款(缪德刚，2016)。基于对金融领域问题的研究，张培刚认识到，政府应当在经济解困过程中发挥其统筹调剂作用。随着中央棉产改进所、农本局、实业部合作司的纷纷设置，张培刚在《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分析了政府在农业技术、产品运销、农业金融、农业合作各领域需要发挥的作用(张培刚，2017b)。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张培刚从理论上将“工业化”定义为“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进一步指出，在实践层面上，工业化进程中的核心环节应包括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和钢铁工业等基础部门的发展(张培刚，2017a)。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应当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先行官”作用，为其他产业的成长提供支持和保障。

张培刚在早先调查与研究中获得了5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说法并不准确；二是部分进口米粮多的年份并非完全由于中国粮食不能自给，而是洋米税收优惠、物流费更为低廉所致；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不存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假定的“完全竞争”；四是粮食为农业国家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五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家庭的每年劳动所得难以应付地租和捐税(张培刚，2017a)。这5个认识几乎全部与张培刚之前对粮食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有关。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张培刚将粮食与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等要素共同视为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粮食问题得到了理论化升华。第一，将粮食视为农业国最重要的分析议题，张培刚早年从事的调查研究成果《广西粮食问题》《中国粮食经济》《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得到了利用。第二，在《广西粮食问题》等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艾伯特·厄谢尔(Abbot Usher)《经济活动区位理论的动态分析》等著述，把粮食归结为经济欠发达国家的重要区位因素。第三，摒弃增加土地、投入劳动力、增进粮食贸易等解决粮食不足的既有成见，提出增加粮食供应的根本途径是借助于农业的改良和技术的进步，与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等主流经济学家观点形成共识。第四，粮食作为工业、商业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确定区位的主要因素限于产业革命发生之前，工业化达到显著水平后，粮食不再是主要的定位因素(张培刚，2017a)。

巫宝三(1934)在撰写《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时着重采用了两种分析手段：一是将农民视为生产者，核算生产收入减去生产成本得到的生产利润，据此判断农民财富增减；二是将农民视为消费者，通过消费价格与生产价格的比较反映农民购买力变动，以此呈现农民生活程度变化。生产利润、农民购买力同样是《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论述的中心问题。除此之外，张培刚(2017b)还通过农产品对外贸易波动揭示中国农业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影响。这三个分析视点后来被运用到《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广西粮食问题》则在讨论生产、消费、对外贸易的基础上，纳入了对农产品运销的分析。农产品运销在《农业与工业化》中被分解或抽象为农业与工业联动、区位理论、工业化先期实践路径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呈现。《农业与工业化》的第六章探讨了利用外资问题，以及农业国的贸易条件和相对优势地位问题。显然，这些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机制是《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分析的理论基础。

四、结语

20世纪初，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中文著述已经出现。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著述大量问世，它们多为欧、美、日、苏等国学者的编译作品，这些著述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案例——它们不仅引入了国外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来了关于土地改革、农业生产组织、农产品市场等方面的新思想。由于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力严重滞后，农业经济问题在当时受到了空前关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思想由此发轫。

20世纪前期围绕农业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后来的农业政策制定和农村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不过，20世纪上半叶，探讨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著述为数不少，且随着时间演进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但这些著述大多数是针对农业领域具体问题的对策分析，理论性著述相对罕见。《农业与工业化》无疑是颇具代表性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理论著作之一。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是基于缜密的实际调查形成的深度理论探究，这不仅使该书达到了一个时期的国际学术巅峰，更引领中国的问题进入世界学术殿堂，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发。

张培刚的研究不仅关注农业经济问题的学理分析，更强调理论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这种研究方法为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一种将本土问题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他的工作表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同时吸收和借鉴国际学术的先进成果，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经济学理论。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

胡星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