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2025年11月23日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张先生一生锐意创新，青年时期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牛肚子理论”则为中部崛起战略和湖北率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今年的湖北“新春第一会”——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会上，先生的“牛肚子理论”被再度提及。这反映出先生智慧的影响，跨越时空。

今天，为纪念先生，传承学术，我们特将张先生“牛肚子理论”的原文和张燕生、巴曙松、张建华、宋德勇四位弟子在湖北加快建成重要战略支点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推出，以飨读者。敬请阅读。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

张培刚

（1913-2011）

湖北加快建成战略支点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新形势下张培刚先生“牛肚子理论”新价值新意义初探

张燕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重温张培刚先生五十多年前提出来的“牛肚子理论”，学习和深刻认识它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重大历史现实意义和重要理论价值，积极探索它对指导湖北加快建成战略支点所提出来的重要启示和决策参考。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推进现代化，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湖北作为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部重镇，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建立具有全球视野、大国责任、创新驱动的战略支点。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是战略支点的导向是区域性战略还是全局性战略？二是战略支点的动能是创新驱动还是投资驱动；三是战略支点的基础是内循环主导还是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 湖北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是全局性战略而不仅仅是区域战略

张培刚先生在世界上最早研究农业与工业化问题¹。他有一个著名的“牛肚子理论”。1971年，张培刚先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放牛。一头大牯牛陷入泥潭。无论牵牛鼻子还是拉牛尾巴，都无法帮助牛摆脱困境。最后是在牛肚子找一个支点，中部崛起帮助牛最终摆脱困境。中国经济很像这只大牯牛陷入发展困境，怎么办？长江下游像牛头，长江上游像牛尾，而长江中游像牛肚子。那么，撬动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环节是在牛头、牛尾还是牛肚子呢？不同阶段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顺序、重点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什么？“牛肚子理论”是区域战略还是全局战略，对确定战略支点有什么新价值、新思路、新作用？

事实上，不同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是不同的。张培刚先生提出“牛肚子理论”是在1971年²，当时中国仍实施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封闭经济体系下，东部地区处于战备前线，西部地区处于战略后方，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无疑是中部地区。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确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合作的开放战略。其中，“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三个方面开放”等成为当时的战略重点³，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战略支点。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国内循环主导、双循环相互促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中部崛起有更大可能性和潜力从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全局性战略。这种可能性和潜力能否转变为事实，主要取决于湖北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否担当国家使命，加快建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新国际环境也助力提升湖北建成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地位和作用。世界经济史上曾有过三个黄金期和风险期⁴。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第三个黄金期的结束和第三个风险期的开启。未来10年，将是中美战略能力、技术能力、产业能力竞争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开放大国的伟大复兴，必然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产生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冲击挑战。我国必须从历史视野、全球视野、发展视野、长期视野、前瞻视野入手，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种新形势下，湖北加快建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需要从全球视野出发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目标是从区域中心的战略支点转变为国家中心的战略支点、世界中心的战略支点。

实施新支点战略是湖北加快建成战略支点的重要物质技术和政策保障。新支点战略重点之一，是加快构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湖北要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借鉴深度求索（DeepSeek）创新模式，率先构建一流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数据基础设施网络。同时构建通达全球的软基础设施、硬基础设施、新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点之二，是加快打造一流的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其核心指标是服务业占比超过70%、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过70%。其中，武汉要率先建立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良性互动的新机制新体系。重点之三，是加快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环节是聚焦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创新生态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融相通。

二、 湖北加快建成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是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按照国家发布的2023年各省市自治区研发投入强度的数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增长动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发投入强度已明显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023年OECD国家平均研发投入强度2.73%），增长动能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第二类，研发投入强度低于OECD平均水平，但高于1.8%，增长动能仍是投资驱动阶段。第三类，研发投入强度低于1.8%，增长动能仍是资源驱动阶段。可见，湖北尚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研发投入强度位于第二方阵，低于同一方阵的安徽、山东、湖南。湖北要加快建成战略支点，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同时加快推动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创新生态的改革和国际合作。目前，同处于中部地区的安徽、湖南已走在了湖北前面。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深度求索（DeepSeek）创新模式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当前深度求索（DeepSeek）的创新冲击在美国被视为又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当年在美苏技术能力竞争时期，前苏联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上天，震撼美国朝野。对此，美国针对前苏联基础研发实力强的现实，1958年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联邦创新指导机构，推动了互联网、半导体、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激光器、全球定位系统（GPS）等0-1的重大科学技术突破。当前，美国针对中国科技成果应用能力强、产业化工程化能力强的优势，在考虑组建五个国家工业研发机构：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C），来解决美国关键共性技术开发短板⁵。同时，采取了以战争行为和一锅端战略与中国高科技脱钩。

为此，湖北要加快建成战略支点必须有能力应对美国科技打压阻遏制裁和脱钩行为的限制。首先，要对我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创新制度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其次，充分利用我国市场规模大、全产业链优势明显、经济活力足等综合优势培育AI和数字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生态和后发优势。再次，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支撑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第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第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优化资源再配置效率、经济国际化程度、教育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体制改革、规模效应、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等。

湖北推动增长动能转换所面对的重大风险挑战。一是要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如果过度强调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进口替代，形成闭门搞新型举国体制，就可能重蹈苏联老路。对此，就必须建立开放竞争（市场机制）、开放合作（国际合作）、开放共享（科技成果转化）的包容创新生态，推动自立自强与国际合作相结合。二是要解决“好和不好”的问题。如果过度自由放任、一哄而起、赢者通吃，就很可能遭遇贸易战重蹈日本老路。对此，要加快收购兼并提高生产集中度，加快发展硬科技、绿色转型和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国内国际协调机制。三是要解决“用和不用”的问题。要创造开放包容共享的创新生态，鼓励产学研、上下游、产供销协调创新的利益共同体。

三、湖北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是内循环主导兼顾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内条件新变化更加凸显湖北建成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区位优势。首先，构建新发展格局凸显增强了湖北的潜在区位优势。由潜在优势转化为显性优势，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其次，扩大内需战略上升为具有全局意义和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它是实现供求总量平衡的战略，也是重塑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还是引领AI等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战略，更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湖北必须以创新思维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推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支撑。再次，协同构建武汉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地区的新增长极。其中，合作推动扩大内需战略是区域合作的一个关键环节。

扩大内需战略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和长期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同时也是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转变。日本在扩大内需方面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⁶。1988-1992年日本制定了新经济计划，确定经济增长率为4%，内需增长目标为4.5%，出口为-0.5%，试图推动日本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但由于日元升值过快，同时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放松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导致泡沫加剧与负债程度加深。一旦货币政策调整，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为摆脱财政困境，日本分别在1989年、1997年、2014年和2019年四次加征消费税率，导致日本私人消费对GDP增速的贡献，从1981-1989年平均的2.2%逐次下降至2015-2019年的0.24%。

湖北加快建成战略支点需要推动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提升湖北经济国际化程度。面对新国际环境，一方面，企业出海、在全球配置供应链已成为大趋势⁷。另一方面，全球跨国公司面对美国长臂管辖限制，既要合规又要保住中国市场，为湖北以创新思维推动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了新机遇。当前，我国资源驱动、市场驱动、效率驱动、成本驱动的双向投资都呈现出迂回规避的特征。如资源驱动型对外投资要规避所谓的“债务陷阱”、“生态灾难”等指责；市场驱动型对外投资要规避贸易战、价值观歧视等不确定性风险；效率驱动型对外投资要规避侵犯知识产权、技术安全等风险；成本驱动型对外投资要规避新殖民主义指责。因此，湖北“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要更加注重营造共同利益、去地缘政治化、化敌为友。

湖北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需要化解的重大风险挑战。首先，要做好最坏情景发生的应对准备。对外投资既要市场运作，又要统筹协调，还要加强全球合作，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协同化解中美对抗的系统性风险。其次，稳外资要放在重要战略位置上。强化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的竞争政策，为外资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开放包容共享的开放环境。其次，要大力发展人民币结算体系、数字货币金融、AI和区块链技术等，以预防西方金融制裁可能带来的损失。第四，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要把东南亚作为贸易转口美国的组装基地，而要把东南亚作为全方位合作伙伴。最后，构建GNP全球生产体系和GDP全球合作体系都要求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推进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战略，都要求中国带领合作伙伴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湖北在加快建成战略支点的进程中，要率先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履行国家使命，积极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¹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1949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是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曾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被国际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²中美关系正常化启动于1971年。当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破冰之旅”，2月27日在上海签署《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³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先后提出“先富带后富”，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两个大局”构想，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三个方面开放后”，即先扩大对西方的开放，然后扩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⁴世界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表明，1820年以来曾有过三次世界经济黄金期，分别是1870-1913、1950-1973年、1990-2008年，接续的是三个风险期，分别是1914-1945、1973-1990、2008至今。(英)安格斯·麦迪森(Maddison.A.)，《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中文版。

⁵请参阅美国智库报告，美国IT与创新基金会（ITIF），《中国正迅速成为先进工业领先创新者》，2024年9月16日。为了与中国产业化工程化和应用场景开发能力强的优势展开技术能力竞争，报告建议美国成立类似于台湾工研院、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等非盈利性共性技术应用型科研机构，如弗劳恩霍夫协会，在本土设有1个总部和72个研究所，在欧美亚及中东地区设有研究所和代表处，拥有24500多名优秀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经费70%以上是财政和公共经费支持。支撑了德国强大的产业化工程化能力。台湾工研院业支撑了台湾在芯片和微电子领域的世界一流研发和产业能力。

⁶请参阅伊藤隆敏、星岳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前川春雄主持，《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1986年4月，提出日本须将经济模式由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⁷中金研究部刘刚、李雨婕，《日企出海启示录》，2024年4月。日本在应对经济停滞过程中，推动了企业海外投资，构建了GNP全球生产体系，其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此外，中美竞争，也带来了中国构建GDP全球合作体系的重大机遇，如何通过与全球跨国公司合作，发展不依赖美国元素的技术和产业体系，是开展技术、产业、金融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