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2025年11月23日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张先生一生锐意创新，青年时期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牛肚子理论”则为中部崛起战略和湖北率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今年的湖北“新春第一会”——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会上，先生的“牛肚子理论”被再度提及。这反映出先生智慧的影响，跨越时空。

今天，为纪念先生，传承学术，我们特将张先生“牛肚子理论”的原文和张燕生、巴曙松、张建华、宋德勇四位弟子在湖北加快建成重要战略支点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推出，以飨读者。敬请阅读。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

张培刚

（1913-2011）

依托“牛肚子理论”，促进新时代发展经济学研究，支持以湖北为主体的中部地区加快建成经济增长战略支点

巴曙松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特聘教授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

一 、“牛肚子理论”的提出及其理论基础

今天我们在谈到“牛肚子理论”时，很多学者都知道这是张培刚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提出的从大国区域发展为背景的、强调和支持中部地区发展对大国发展重要意义的观点。这一思考的具象化，是始于张培刚先生在放牛中所观察到了救援深陷泥沼的牯牛的具体实践。

张先生看到：当大公牛陷入泥沼时，牵牛鼻子或者抬牛尾均不能让牛摆脱困境，而必须重点用工具把牛的腹部托起，然后再辅以其他措施，这样，牛才能脱困而出，重获自由。这个例子在他当年放牛的经历中只不过是日常的一环，但他却铭记在心，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在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经济整体起飞与地区协同发展时，这一经历就自动成为他用以呼吁要重视中部地区发展的鲜活案例：因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就如同大公牛脱困一样，中部地区就是那牛肚子在地理空间中的体现，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注重中部发力，这样，才能使得经济从区域上得以全面均衡成长。

张先生在1997年他所撰写的专文中，他对“牛肚子理论”在学理层面进行了解读。先生指出，“牛肚子理论”是有其内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张先生本人倡导的多元经济理论。

二战以后，西方主流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普遍吸收和采用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假设，但张先生并不认为“二元经济”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准确描述。张先生更倾向于用 “多元经济形态”来描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形态：在中国这样的发展大国中，经济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分立，而是不同经济发展状态在空间中并存的复杂结构。而中国多元经济形态在地理空间最重要的体现，并不是二元论中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简单对立；而是从西到东，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逐次梯度变化的多元并存状态。这种多元并存结构下，中部地区就是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客观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多元经济理论是张培刚先生晚年的一个重要学术创新，它是对西方当时主流的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拓展。其背后，实际上反映张培刚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倡导：即应当创立以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发展经济学 ”。“多元经济”本身就是张先生倡导的“新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念。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这种多元经济的地理空间状态，决定了国家发展战略决策需要在空间尺度上来思考发力，需要重点考虑多个要则：1、经济发展，需要因地制宜；2、地区非平衡发展乃至失衡发展的状态，不可久持；3、经济发展一定是要多元发力，中部地区发展和东部、西部等地区之间要协同共进，不可偏废。

由“牛肚子理论”，张先生所提出的最直接的政策建议就是：在重视东部地区（牛鼻子），西部地区（牛尾）的同时，要重视中部地区（牛肚子）的发展。只有协同发展，才能实现各地区在多元经济框架下的全面发展。

不难看出，张先生表面上是以牛肚子这一形象的说法来为中部崛起鼓与呼，但其背后，却是源于他对中国多元经济的深刻认识。因为当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多元结构时，制定适合各区域其中也包括中部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实属必要和必然。所以，张培刚先生自己明确将“牛肚子理论”视为是其多元经济理论在区域发展中的一个应用和体现。

“牛肚子理论”，不仅是张先生对中国经济空间多元发展现状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目标实现的思考；同时，其一经提出，便迅速成为了“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并直接体现在国家的决策布局中。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正式推出。这充分体现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从学术发展来看，“牛肚子理论”，从日常生活感悟到理论提升，时间跨度接近三四十年，这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生动写照。至于先生为何以“牛肚子”这一非常接地气的生活化的比喻，来阐述其区域发展理论？在我看来，这正是先生“顶天立地”（研究问题要有大格局和宏观视野非常重要，是为“顶天”；理论阐述尽量生动鲜活，体现现实经济运行的关切，是为“立地”），关注真实世界的生动体现。

大家也知道，张培刚先生在大学毕业后，曾经深度从事过社会经济调研工作，这一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三部社会经济调研的杰作：《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广西粮食问题》(1938)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在这种长期深入经济发展一线的调研中，张培刚先生形成了做真实世界中经济学研究的严谨作风，这也可以说是他在哈佛大学以《农业与工业化》为题写就博士论文的初心所在。但张先生在研究中，很少以深奥示人，而是着力展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高超能力。因为除“牛肚子”理论外，比如张先生还曾经用“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来解释增长和分配的复杂关系。这种化繁为简的研究风范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和学习。

二、从“牛肚子理论”看湖北加快建成新格局下经济增长的战略支点

“牛肚子理论”不仅为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实际上，该理论对于当前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重要战略支点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我看来，湖北加快建成支点，必须要回答好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是湖北被赋予了‘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重要使命？”以及“湖北怎样才能更好完成‘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重要使命？”。而这两个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可以从对“牛肚子理论”进一步的研究中得到不少重要的启发，我下面就重点谈两点：

1、在中部崛起中，找准具有广泛带动作用的关键着力点，至关重要。以张先生所言的多元经济板块的协同发展而言，中部地区（牛肚子）和东部（牛鼻子）以及西部（牛尾）都需要共同着力。但是从大公牛脱困泥沼这一具体生活场景来讲，托起其牛肚子是关键所在——不仅是因为牛肚子是大公牛物理重心的所在，更因为托举其牛肚子，才可以使得首尾的发力能够衔接协同起来，助力公牛脱困。所以，以牛肚子来着手，的确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结果。牛肚子就是关键着力点。

这个关键着力点的视角，似乎很容易让人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联系起来，但我愿意在此强调指出：两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异。

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关注的是产业结构中那种对上游企业或者对下游企业拉动作用显著的关键企业的发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平衡发展理论；而在张先生的“牛肚子理论”中，他更多的是从协同发展角度来思考均衡发展的问题，他追求的是各地区协同效应不断优化和提升，这是一种平衡发展理论。

这也直接导致了两者在政策取向上有一些不同：赫希曼主导的是重点优先发展那些联系效应大的关键产业，而张先生主张的是因地制宜，多元协调，协同发展。张先生的理论所提到的“牛肚子”，准确来讲，就是指从全局全域角度来审视能够使得协同效应最大的关键区域。

而结合到中国经济发展来看，中部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她扮演的正是“牛肚子”角色。在中国已经发展到沿海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部分企业开始出海进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还有一部分企业则探索拓展内需市场，而从中部着手，不仅对中部发展有积极作用，还可以支持企业的重新布局，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区域角度形成协同效应，这样可以支持中国企业在进行全球化布局的同时，还继续保持本土市场的强大制造能力和产业集聚能力，保持供应链的相对完整。换而言之，我们对中部地区崛起的认识，一定将其定位在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应对新的国际经济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角度来把握。

如果说中部地区是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关键着力点，那在中部地区崛起过程中，区域内部关键着力点又在哪里？毫无疑问，本区域经济基础好，综合优势突出，能够以自己的发展对区内各地区带来显著示范和协同效应的核心省份，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着力点。

而在中部六省中，无论是从近代历史经纬角度来看，还是从现代发展的横向比较来看，湖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湖北的经济规模、地理区位、产业结构、科教人才资源优势等诸多方面在区内都首屈一指，综合优势突出。将湖北确定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湖北作为关键着力点的肯定和认可。不仅如此，作为长江中游区域三省中（湖南、湖北、江西）核心的省份，湖北省在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同样被国家赋予了在长江中游地区当好排头兵的重任。

可见，作为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交汇的重要地域，湖北加快建成支点，本质上就是承担着尽早使得国家几大区域发展战略合力叠加，各区域协同发展效应最大实现的重要战略使命。这不仅对湖北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事关当前新的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发展全局。

由此，我们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湖北被赋予了‘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重要使命？”：因为湖北是关键着力点，所以赋予加快建成支点的重任。

2、在加快支点建设中，以开放的视野和格局，不断提高湖北对区内和区间的协同发展能力，以及把中部发展放到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来考察至关重要。 因为“牛肚子理论”中的关键着力点，本质上就是找出协同效应最大的关键地区。湖北正是因为地处中国经济的独特位置，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她的发展，将能带来极强的协同效应，才被赋予了建成支点的战略使命。所以，能否不断提升湖北省在中部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不断提升湖北在东中西跨区域发展中的协同发展能力，促进湖北在新的国际发展格局下支持中国企业在进行全球化布局的同时继续保持本土市场的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完整性，是检验支点建设成效的试金石。

王忠林书记在“新春第一会”上，明确提到了要把湖北最终打造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枢纽、引领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样板”。这段讲话中，对“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枢纽”定位，就是要进一步提升湖北区域间协同发展能力；而“引领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的要求，就是进一步提升湖北区域内协同发展能力；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样板”的表述，则是新的国际发展格局下探索大国区域发展新模式的积极努力。

我非常认同湖北省委所提出的：“要按照‘一年开新局、五年大变化、十年结硕果’的步骤，重点实施七大战略、整体提升七个能力。”确保完成省委关于加快建成支点的“两步走”目标这一战略部署。

结合我们在此处提出的协同发展能力，我认为，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湖北的协同发展能力主要是体现三“量”：一是自身经济规模要有“体量”，因为只有经济绝对规模上去了，才能更好发挥对区内地区的牵引作用和与区域间其他经济板块的联动效应；二是经济增长要有“质量”，因为只有自身坚持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最终以科创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势来引导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成长；三是经济建设要有“大量”，只有坚持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出发，从全球产业格局变迁的大格局着手，从新的国际经济格局着眼，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藩篱，促进与全球的产业联系，加快推进自身的市场制度的完善和优化，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区内和区间经济的互动交融，形成有效的协同发展之势，并最终促进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提升。

而为了增加体量，提高质量，展现大量，核心就在于我们要努力提高湖北的制度创新的竞争力和包容性，为把握新的一轮技术革新周期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节奏下，资源的流转，产业的轮替，地区的兴衰，都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转化。这一点，我们在春节所观察到的“deep seek”以及机器人等火爆的现象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很明显。当前，全球经贸格局重构，与新的技术创新周期相互叠加，这种基于技术创新所驱动的竞争，将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快的转换速度和更迭频率。

在这种变动不居的创新浪潮和大国竞争格局下，我们现在所凭借的一些资源优势和基础，其实都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大局势下，我们能够去倚重和把握的，只有构建能够吸纳和包容科创驱动所需要素的优良制度，从原来更为关注发挥人口红利，转向积极释放工程师红利。据统计，我国工程师数量是除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工程师数量的总和，当技术突破的方向大致明朗、技术开始从局部突破向广泛的产业扩散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好工程师红利就变得至关重要，而湖北积累了雄厚的工程师团队，有条件把握这个技术创新的机遇。

所以，我期待湖北能够在加快支点建设的进程中，从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冲击的角度，从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角度，以开放的视野和格局，来进一步思考湖北如何通过制度创设，为湖北未来成为中部和中国最重要的科创中心构建出有持久竞争力的包容性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平台。特别是能够建立一种能够更适合那些年轻但是创新动力很足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发展创业的制度支撑。

在当前AI席卷的数字经济时代，青年人和那些小而美的科创公司，正在成为了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所组织的科创公司，基本上都是在技术寻求突破，以成为行业的领先者，而由于现代技术本身的特点，一旦一个创新技术产业化突破出现，它会惠及其相应的产业上下游，这些得到正反馈的产业上下游，又会通过其分布于区内和区间，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

以目前非常火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为例，其产业链条主体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经济带。一家杭州的科技公司，通过产业上下游带动了长三角不同城市（上海、无锡、宁波等）一批企业的发展，这种基于产业链条的协同效应，自然就会展现出促进长三角各地之间协同发展的良好效果。

因此，通过上述积极的制度创新，加上具体的产业环境的培育和生态的形成，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每一个重大的创新都发生在湖北，但湖北至少应当努力追求在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出现后的第一时间，湖北立足于雄厚的工程师资源和教育资源，以及独特的中部区位优势，都能及时响应。也就是说，湖北都应当不缺席技术创新和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重大时刻和关键节点。这样，湖北才能将自己现在的科创禀赋优势转化为科创竞争优势，在未来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更坚实的战略支撑点，为长江经济带提供更扎实的基础。

由此，我们也对“湖北怎样才能更好完成‘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重要使命？”这一问题给出了我们的建议：应当立足于发挥区域协同发展能力，着眼于新的国际经贸格局和技术创新周期，关注正在进行中的全球科创大潮，以制度创新和构建生态来为湖北加快建成支点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三、结语

作为一篇带有命题作文性质的发言，我努力将我对先生“牛肚子理论”的理解以及我从中所获得的相关启发写成了上述文字，基本可以总结为三点：

1、牛肚子理论是张先生在思考以大国经济为背景的新发展经济学中的多元经济理论的一个具体应用，它展现和突出的是一种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2、在中部崛起中，找准有关键带动作用的关键着力点，至关重要。而湖北正是区域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所以被赋予加快建成支点的重任。

3、在加快支点建设中，不断提高湖北对区内和区间的协同发展能力，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大趋势和技术创新新周期的新需求，至关重要。而立足于发挥协同发展能力，关注未来科创大潮，以制度创新来为湖北加快建成支点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是湖北提升湖北协同发展能力的长远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