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博士论文获奖说起

——“我与张培刚基金会三十年”二三事

王顺华

湖北省政府原常务副秘书长、省政府研究室原主任

   回顾“我与张培刚基金会三十年”，先要从我的博士论文获奖说起。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从2006年起，先后设立“优秀博士硕士论文奖”“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三大奖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术奖励架构，对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自主成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我的博士论文《从抑制通货膨胀到治理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有幸获得第二届“张培刚优秀博士论文奖”，我成为基金会的直接受益者。

   从2000年9月到2003年11月，我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位。在完成学位课程之后，我选择以抑制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为重点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来完成博士论文。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是想以此来检验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应用能力。张培刚先生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以他渊博的知识、崇高的风范，激励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里获取智慧的力量，鼓起了我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重大问题的勇气。从论文的选题、提纲的拟定、研究的内容、写作的规范，到论文的修改定稿，张培刚先生和汪小勤教授精心点拨，全程指导，付出了辛勤的劳动。2003年11月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004年6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2005年1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培刚先生欣然题词：“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示嘉勉。2007年论文获得第二届“张培刚优秀博士论文奖”。同年9月4日我参加了颁奖仪式，并作为获奖代表（本届获奖4人），在仪式上发表了题为“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应用”的致辞，既表达了激动之心、感激之情，又就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回顾“我与张培刚基金会三十年”，还要说到我参加基金会举办的论坛等重要学术活动。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成立后，在定期举行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的同时，举办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等一系列重要学术活动，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繁荣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我先后参加了5次活动，并有4次学术交流，成为积极参与者。

   2009年2月，参加了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此次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师云集，盛况空前，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2010年12月，参加了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就湖北经济发展问题作了学术交流。2012年4月，参加了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再版发行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张先生的这本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历经两个世纪、六十余年，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然极具生命力。这是因为张先生关于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探索，既有理论开创性，也有现实指导性。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长期的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工业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重读《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仍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2013年11月，参加了纪念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就湖北三大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调整问题作了学术交流。2014年10月，参加了第五届张培刚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就如何认识新常态，把握新机遇问题作了学术交流。

   回顾“我与张培刚基金会三十年”，不得不说到我与张培刚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以张先生的名字命名，足见张先生在经济学领域的宗师地位，他代表了经济学的一个时代。我与张先生的交往，既有殷殷师生之谊，也有浓浓“同乡”之情。

   接触、认识并最终成为张培刚先生的学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对于张先生，先是知其名，后是识其人。知其名，是因为张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赴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又回到武汉大学，担任过经济系主任，极富传奇色彩；更因为1982年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访问中国时，把张先生尊崇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使张先生名声鹊起。识其人，是因为武汉大学经济系邀请张先生为我们作专题讲座，有了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张先生的渊博知识和睿智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84年，张先生的成名之作《农业与工业化》中译本首次出版，我才有机会读到这部大作。那时就萌发了一种冲动：成为张先生的学生将是无上荣光。但可望不可及。直到1998年张先生85岁高龄成为博导后，我才有幸于2000年成为他的学生。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自此能当面聆听教诲，感受大师风范，从中获益良多。记得入学面试时，张先生对我们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做我的学生可以，但我绝不做水军都督。意在告诫我们不要做水货博士。

   我曾在张先生的家乡黄冈市（红安县属黄冈市）工作近十年，与张先生的交往更增添了浓浓的乡情。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2000年10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原院长张五常先生携夫人来华中科技大学看望张培刚先生并讲学（两人同为经济学大师，交往甚密，以兄弟相称，五常先生称培刚先生“大哥”，他为张培刚著作英文版作序的题目就是《为大哥序》；培刚先生称五常先生“大兄弟”或“老弟”），有暇到黄州赤壁一游，我作为主人全程陪同。张五常先生对苏东坡深为钟爱也深有研究，因而游兴甚浓。回香港后在《壹周刊》上发表《赤壁行》一文，寄给张先生与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致信索要题字，他又寄赠“逝者如斯”墨宝和新近出版的著作《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第二件事，2001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与黄冈市人民政府联合在黄冈举办《黄冈论坛》，着重研究欠发达地区如何加快实现工业化问题。张先生应邀参加并即席发表学术演讲。我将演讲整理为《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一文，送张先生审阅。他逐字逐段进行了认真修改，并附白：顺华学弟，演讲稿整理得很不错，我在有的地方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说明。此文后来刊载于《江汉论坛》2001年第11期。第三件事，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张先生，需要到张先生故乡拍摄镜头，黄冈和红安电视台给予了积极配合。节目播出时，我按谭慧教授告知的播出时间一睹为快。此前，黄冈电视台《天下黄冈人》栏目制作《张培刚》专辑，使家乡人民目睹了这位“大家”的风采。第四件事，张先生对家乡一直十分眷恋，特别是进入90岁高龄后，思念家乡的情更重、意更切。为了实现这一愿望，2007年10月国庆节休假期间，我陪张先生一家人回到阔别多年的红安老家。张先生在父母的墓前久久伫立，逐一辨认墓碑字迹；在农家小院与乡亲们殷殷交谈，回顾一幕幕往事；在儿时嬉闹的堰塘岸边驻足凝望，述说童年的记忆；离开时频频回头，依依不舍。这是张先生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2011年11月23日，张培刚先生与世长辞，我从外地返回武汉后，第一时间赶到他的灵堂，向他的遗像鞠躬祭拜，寄托哀思。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向张培刚基金会捐款1万元，以为基金会的发展壮大尽点绵薄之力。2012年11月23日，在张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我写了《风范永存张培刚》的回忆文章，刊登于11月30日的《湖北日报》。张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犹在，风范永存。

   春华秋实，成就斐然；继往开来，前景灿烂。祝愿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步入而立之年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