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表达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感谢经济学院对我的邀请，因为这个邀请非常重要，这个经济学院也非常重要，因为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有张培刚先生在这，所以我很看重这个邀请。第二个我对张先生本人、基金会和获奖者都表示祝贺。还有一个是道歉，我这个学术报告是一个英文的，还未来得及做成中文的。
刚才邹东涛教授作了很精彩的演讲，有他个人的经历，自己的分析，他的很多判断都是很有价值的。实际上我的研究结果很多中间体现了他的一些宏观的思想。比如说，关于“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究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的报告中间会有一些间接的分析，因为我们在国际上做很多报告，大家都说中国的改革、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归结于follow了外国的liberalization，学习了外国的这个market principle，所以中国现在的成就是归功于西方的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与西方经济的基本的经济发展精神相一致的，所以，中国的成功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个很难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从我的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中国的成功绝对不是follow了西方的market principle而取得的。我的研究告诉了这些学者，中国的很多成功不是用了西方的精神，而是中国的精神，这是第一个和邹东涛教授一致的地方。第二个就是邹东涛教授刚才谈到的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的路径问题。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路径。我也是从我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而不是一般的来说一说。所以我这个报告跟邹东涛教授的报告是很配合的，他是从宏观方面做了很多宏大的说明，我是从微观方面，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对他的理论思想做一些小的具结。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我就感到很高兴。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大致是先介绍一下研究的背景，然后是我的报告主要是要说明什么问题，第三个我报告一下我这个手稿的基本内容，然后更重要的是介绍一些基本的理论，我用了哪些理论，通过这项研究我创立了哪些理论，我的一些基本方法。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是学生，不仅仅是一个观点很重要，而是你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来证明说明你的理论。到最后我要介绍一下我做的一些实证调查的情况，以及一些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我大致说一下这个背景。我们这项研究从91年开始，我从91年开始在全国选了5个村，到现在是15年不间断的研究。我花了6年时间带领一个小组，从92年到97年作了“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和村农文化”，到最后是8本书作为一套已经出版了。获得了97年的国家图书奖。从98年到2000年，我花了三年时间，带领一个team做了“农村金融与发展”。从2000年到2002年，花了两年时间做“农村的市场和农村的发展”。然后我又花了三年时间作了这个研究，就是“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所以我今天的这个研究是我过去这十五年众多研究当中，很连贯的一系列的一个研究。下一步我已经启动的是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与村庄治理”，我准备花三年的时间研究这个村庄治理。在村庄研究中，我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多本著述己经或即将出版，这些成果也获得了国际上和国内的一些肯定。不仅在国内有多篇文章，国外“Modern China”还出了30多页的书评，在国外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今天做的报告不是一个偶然的题，而是把我的长期研究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我这项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是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大家学过制度经济学就知道，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North谈到的economic performance与institution structure的关系，他的institution structure 更多的是正式制度。他提到了意识形态，但是他没有用专门的著作来讨论意识形态对economic performance的作用。我是想专门地focus在informal institution对economic performance的影响和它影响的方式。有几点结论：第一，“一定的”非正式制度一定是跟经济的performance相联系的，这里强调“一定的”,因为我只是研究了一些非正式制度，所以我还不能下结论说，所有的非正式制度都是跟经济的performance起作用的。第二，经济的现代化是和社会的传统结合在一块的，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传统来进行。第三，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可能是西化的结果。也就是中间有很多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参与到现代化过程中。
我的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一二三四章主要是理论，五六七八章是fieldwork和empirical studies最后是结论。我首先介绍一下理论，理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运用了哪些理论来作为我研究的基础，第二个部分是通过我的研究，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发展了哪些理论。那么我运用了五个方面的理论，第一个是一般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一般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古典的有很多，完了我主要是强调90年代以来对制度经济学有发展的一些很有用的一些理论，比如说，Douglas North，Okun，我们读了他们的很多literature，那么他们的这些文献跟之前的古典经济学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因为他们是把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和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结合在一块的，所以它更实用，作为经济学的分析呢，分析出来的东西更漂亮。第二个就是公司理论或是企业理论。从Coase，Oliver Williamson，主要是联系从firm到governance这一块。第三个是social capital theory，主要是Kelman和Burt，他们也是最近发展得比较好的，有现代化的理论，Parsons、Giddens，Huntington的理论。这些都是我的理论基石。那么我发展了哪些理论呢?首先是在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儒教理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我有一章是写这个的，我觉得是一个贡献，过去我们很多人觉得西方理论是西方理论，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的现实，儒教如何把它作为一个桥梁把它构建起来。第二个是village trust村庄信任，这是我在全世界第一次提出来的，因为有很多trust，但是我是针对中国的情况提出了village trust，这篇文章已经在2004年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大部分的literature review在英文的书里有，但在国内发表时都删掉了。我是结合温州地区的标会结合村庄信任来解释它。就是有边界的信任来支撑有边界的金融活动。这也就是中国的民间金融绝对是不可怕的，你要明白它的边界。所以我们从98年就开始跟中央提，民间金融、地下钱庄是不可怕的，关键是弄清它的边界，因为它的信任是有边界的，它的经济活动是有边界的，如果信任的边界和它的经济活动的边界如果是一致的，就没有风险。所以你不能在一个特别的，狭窄的信任边界上构建一个很大的经济活动，这肯定是要倒会的。我们这个小组也给中央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黄菊批了几篇，很高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承认这个地下钱庄、民间金融是有意义的，合法的，鼓励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创新不同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三个是关系共同体，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很多人讨论关系，我把关系理论和古典的共同体理论结合起来了，《关系共同体》这本书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这是我英文书中的一章。IVWC是integrate village with company，就是以厂带村，这是我家乡的一个农民企业家搞的一种制度，他就是把一个企业搞成上市公司以后，回过头来又吞并周围的村庄。把村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它实际上的意义非常大，它是go beyond traditional firm theory，这就是涉及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Coase说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的合同的延续，它就是合同，但是中国的企业家证明了企业可以go beyond economic activities，它可以走到经济活动之外，所以很多人说，企业可以是一个social entity社会实体，中国的企业可以办社会，我们国家企业办社会是个毛病，但是我们现在许多农民企业家兼并很多村庄，像梁希森，他兼并了100多个村庄，他办更多的社会，但是他的效率很高。所以这就对我们传统的企业理论做出了挑战，做这种研究就很有价值。还有第四个，最后一个是divergence of modernity，现代化是多元的，绝对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就是因为有这些理论创新，过去五六十年代，都是convergence of modernity，但是趋同化，但是我的结论是分散化、多元化而不是趋同化。
分析方法。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很重要。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东方学者和西方学者对话最大的困难在于西方学者永远都是谈macro level，抽象地谈文化、制度、信任、社会网络、经济发展，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做研究，是做village life，是做村庄的生活、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生活，很小的一些现象，两个方面都做得很深，但是两个方面都对不上话。缺少中层的理论，我们一定要把西方的一些宏观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在中间架起桥梁来，这是我们中国学者以后要走向世界要做的一个工作。我上面说的，我创造的理论，村庄信任也好，关系共同体也好，以厂带村也好，都是在中间层次建立起一个框架，把村民的生活和这些结合起来。比如说，村民的生活在浙江的项东村有一个ROSCAC标会，是一种合会，它的基础是信任，在宏观上有很多信任理论，问题是你如何建立起一个东西，信任不是没有边界的，西方的信任是universal，但是中国的信任是particular trust，中国的信任是特殊的信任，中国不存在普遍信任的问题，在我这个圈子的人我跟你是朋友，出了这个圈子就什么都不是，而西方人他是一个标准，符合了就都信，中国的信任是存在边界的，像我研究的村庄信任，这样就把一般的信任理论和中国这种标会，合会基础上的这些经济行为用一个中间理论联系了起来。农民工他迁移到城市里来，他所依赖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他自己的关系。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靠的它自己的关系。广东的村民“逃港事件”好几次，现在改革开放了，都回到家乡去投资，那么这个就是关系。谈social capital有一大堆理论，现实生活也有很多，所以我就创了一个关系共同体，把这些宏观的理论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解释它。我的整个的思路都是这样的，从村民的生活跟国际的理论建立自己中间的理论，这样把国际宏观理论和中国的现实构建一些桥梁，那么中国的学者和西方的学者对话呢就比较现实。这是一种思维的方法，希望对大家做硕士论文也好，博士论文也好，能有帮助。这是第一，是一个总体的方法。
第二个是一个具体的方法。温州地区有很多金融形式，我选了一个金融形式，这个标会的成员都是亲戚，在学术界，它是一个network of closure，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个network of closure里面，它所建立的信任是可信的。我们要以社会资本为中心来研究关系共同体。在陕西同样存在一些关系共同体，被称为Broken network上面有structure hole，我们可以对比，标会的成功在于它的封闭性，而陕西的network的成功在于它的开发性。这主要是我分析关系共同体的理论基础。那么我分析以厂带村的基础，主要是Oliver Williamson的governance structure，governance structure是有很多宏观上的制约因素和条件的，那么下面的local的privacy，这个跟宏观的教科书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你的治理结构都要做一些适应性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和基本的方法。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些我的field studies，也就是我的一些田野调查。我是调查了五个村，重点是在四个村，一个山西，一个陕西，一个湖北，一个浙江，一个广东。这五个村我都调查了15年了，每年我都会去这些村走一走，看一看，首先我要讲一讲村庄信任和标会。我是怎么做的。例如浙江的温州地区的一个村庄，我调查后得出一些基本的特征，它的80％的村民都参加标会，包括它的结构、平均规模、利率分析、风险管理等，我调查了24户，参会多少，有多少钱，每个会员什么时候标会，它标会多少利率，得到多少钱，它是怎么活动的。这反映了在信任的边界里面，民间金融是不存在风险的。信任能够支撑经济活动。第一个就是姓向的人在这里占了90%以上，过去很多都是以家成族，以族成村，第二就是向氏祠堂重新修得非常好，还成立了向氏老人管理委员会、向氏老人协会，所有村里的大事必须老人协会通过，还配备秘书，有独立的财务。他们的族谱也做得非常漂亮。而且不同的村庄之间边界非常清楚。比如说标会，在村里外来标会很少很少。隔了一条河就是向西村，但是就这么点距离，没有特殊关系是不会过来成立标会的。过去龙舟比赛在那里都是以村为单位的来进行组织、比赛的。并且还有很强的宗族制度。宗族跟姓氏、跟村是合在一块的。特定的还有一种是语言。温州有个地方，四个镇就有六七种语言。我们调查了两种语言，也就是隔了两三个村，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明白，但是不说。福建移民说的话和本地土民说的话是不一样的。不同村庄的人在一起尽可能是说自己的话。所以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强化了不同村庄之间的边界，对于村庄的独立性，各自的形象都是有很大作用的。看看这个，古代在皇帝身边，现在在北京工作的人都会立一个碑，很漂亮，他用这个来强化了姓氏的自豪感。这个不是某个特例。现在在温州，有很多教堂，到处都是十字架，完全是新的。
第二个村里我大致的研究了两种人的流动。第一种是村庄里的妇女，她们都是通过关系到这个村里来的。我询问了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离这有几公里？是怎么认识这里的人的？怎么结婚的？我把这些妇女进行了分类。把这些婚姻关系全部分类，介绍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跟你什么关系？家庭距离半径是多大？最后我列出了这样一个表。我研究了400多个案例，把村里的妇女都进行了研究。研究归纳之后，所有的关系都清楚了。首先是把详细的人抽象化，由一个人抽象到一层关系，再抽象到一层社会结构，再抽象到一个群体，再抽象到一个价值观。慢慢这样抽象，很简单的一个婚姻关系研究起来就很有意思。婚姻是一种传统的迁移，随着婚姻迁移是很自然的。第二种我研究的是工商业的发展。比如说打工仔，企业家是怎么移动的？这就涉及到他是在哪出生的？到城里打工离这有多远？他是谁介绍的？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在外面打工多长时间？这也要分为两类，83.7%的人都是通过关系出去的，全村也有15个人是通过地方性的劳务市场出去的。而通过血缘关系出去的占53.2%，另外还有就是老乡什么的。现在的移民一般都不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或者是市场引导的，而是传统的规则在发挥作用。我还作了一个访谈，出来的企业家在城里都在做什么。有一个人很成功，叫做杨文军，他在村里当过干部，他建了一个很大规模的锅炉厂。另外村里还出来一个人，在买卖建筑桥梁的钢架。我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客户都是怎么联系的？他说都是通过关系，通过市场的因素很小很小。燕田村我在92年去的时候很穷，但是现在这个村有300多个企业，一年的年产值差不多100个亿。大部分的投资都是香港来的。建国以来，广东发生过3次大规模逃港事件，这个村里很多人都逃到香港去了。现在那个村的人非常富。这说明这个村之所以富裕不是因为市场，而是因为关系。80年代以前这个村80%的人都逃走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逃港的人都回来投资了。这些人回来投资都是因为这是他的家乡。香港还建立了燕田村人的老乡协会，专门宣传燕田，把香港不知道燕田的人也拉来了，另外还成立了燕田发展基金，拿出1个亿到日本、美国去做市场，把日本和美国人也拉来了。所以这个村里的投资都是通过村里人的关系拉过来的。
福星是我老家的一个村。这个村里的一个企业家硬是把企业搞成了香港A股的上市公司。我讲了他的十多个故事，怎么把乡镇企业搞活，变成上市企业的？现在已经是湖北房地产业的前5位了。另外向东村的乡镇企业基本上也都是向氏家族的，外来移民在这里基本上找不到工作。所有的员工都是跟这里有关系的。我就研究了这些员工。我这些研究都说明，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意义非常重要。关于以厂带村，在2005年《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我有一篇文章，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最后是一个总体的结论，传统的和现代的一体化的融合这是让我们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度选择的核心。中国在现代化中的制度选择一定是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的，而不是孤立地学西方的传统，没有根基的，这就是我呼应的关于邹东涛教授的“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没有什么孤立的共识在这个地方，所谓共识，必须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是现代化的过程，整体的社会动员是现代化的过程，如果是我们都承认这些是现代化的过程，那么我所研究的这些村庄、村民的行为都构成现代化过程，因为它整个做的都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以它们都是现代化过程。这个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它包括了很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过程。正是在这里面包括了许多非正式制度，所以最后这个现代化模式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从国际的广泛的视野来看，现代化一定是多元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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