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以来，由于时代的感召和对先生学术风范的敬仰，投入到先生的门下，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生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以博大的济世情怀引导莘莘学子不断深入探索新领域，拓展新境界。还记得第一次拜访先生，我从他手中接过《农业与工业化》的中文版时，他那深邃的目光和殷切的希望，20年过去了，依然宛如昨天，历历在目。

追求真理 报效祖国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先生远赴海外，潜心探索，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不朽著作《农业与工业化》，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也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描绘了一副走向工业化，走向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

先生回国后，继续致力于农业和工业化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在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新发展经济学》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编撰出版，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情系家乡 奉献桑梓

先生热爱武汉——这块他长期生活，工作的热土，并时刻关注着它的建设与发展。上个世纪50年代，他曾经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随后投身于国家在汉重大项目的筹备和建设，为湖北，武汉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改革开放以后，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先生提出了“牛肚子”理论，特别强调中部地区尤其是湖北，武汉，在我国地区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先生多次讲，没有湖北，武汉的崛起，没有长江经济带的腾飞，就没有长江巨龙的腾飞。这一主张也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理论的重要支撑之一。

传承学术 教书育人

先生先后任教武汉大学经济系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一直倡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核，以促进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生相继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著作，为繁荣经济学理论，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先生从教60余载，桃李满天下，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育和输送了大批的人才。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从容淡定的大师风范永存于我们心中。

先生虽生于忧患，历尽坎坷，但功德圆满，走得安详。他淡泊名利，豁达拙朴的品德，立论高远，经世致用的学术，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定格为我们永恒的记忆。我作为学生，为传承先生的学术，实践先生的理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要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为学习先生的高尚品德，履行先生的为人之道，要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奉献社会，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安息吧，敬爱的老师，您的学术永存，您的精神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