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张老师：
今天是华工为您从事学术工作60周年暨80华诞的庆贺会。
我是张老师1946年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以后新招收的第一届经济系的学生之一，所以今天我征得我们班在座的同学的同意，要我代表我们同班同学，首先向张老师祝贺，祝贺他80寿辰和从事科学研究60周年。现在不兴磕头了，我谨代表全班向张老师深深鞠一躬，感谢他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
张老师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遗憾的是，我自己很长时间没有读到张老师的成名之作《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中文译稿一直没有能够出版，到了1984年才翻译出版。我自己觉得，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中象张老师这样有成就的，就是说，有自己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是不多见的，多半是翻译的，或是他们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的。我们当时念书时多半要念西方经济学家写的书。而张老师的《农业与工业化》，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中不多见的自己的书，可惜当时没有能够出版，我们也就没有读到。现在看看这本书，我自己有了很多新的体会。国际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少我都见过，而且和他们一起开过学术会议，当然，这些人有的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了，应该说是很有成就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看一看他们的著作，就会感觉到有很大的不足，因为他们多半都是用他们对西方经济情况的了解，或者是以非洲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或者是以韩国、台湾的经验作为典型，来分析问题的。这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里面，对我们这些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没有深刻的了解和调查研究。尽管理论上他们有很好的成就，但是在落实到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的时候，那就大大不够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培刚老师在去哈佛以前已经在我们国内作了6年的工作，而且深入到农村乡镇作了很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非常好的著作。在这个基础上，他进而写出了《农业与工业化》这样一本有名的著作，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酝酿探索的必然结果。我曾经给我们的研究生讲过，“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因为在中国，经济问题非常复杂，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要解决的问题又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只要勤于耕耘，在我们中国就会写出非常好的或较好的著作，而且会出现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我想张先生的这部著作和张先生本人就是从我们中国这个肥沃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诞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中发芽、开花、结果。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讲讲我们经济系。张培刚老师是1946年回国的，回来以后他担任经济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当时从国外聘请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到我们武汉大学担任教授或副教授，这些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在当时他们都是学了最新的西方经济学，然后把它们带到中国来，给我们讲课。今年我曾经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参加一个博士生的答辩，见到南开大学前任校长滕维藻先生，在他家里和他聊天。他谈到在张老师主持武大经济系的时候，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水平是超过南开大学的。这不是溢美之辞，因为从经济学教授的阵容来讲，那个时候武汉大学经济系阵容最整齐，最年轻，他们的知识最新。因此，他们能够培养出一批相当好的学生，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可说都是它的受益者。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讲我从张培刚老师那里应该说学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他亲自教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这是我们直接向他学到的。另外，通过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也向我们讲解了当时非常新的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这对于我们在今天来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刚才从台湾赶来赴此盛会的蔡名相先生讲我们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对我们来说还不熟悉，那么靠什么，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研究市场经济而提出来的理论，所以，我们过去学的东西没有过时，还有用。张老师过去教我们的知识非常有用。
我们一方面向张老师学习知识，一方面还要向他学习为人。从他治学来讲，刚才孙鸿敞同学，我们的同窗已经作了很详细的介绍了。张老师的研究学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表率，因为他一向是坚持深入实际，踏踏实实地作学问。你看看他那本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就不是空谈理论，引了多少的资料，下了多大的功夫，而且这些资料都是以很多的实际调查作为背景的。这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或者研究经济学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我们没有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再说他的为人。张培刚老师是一位非常谦虚，非常平易近人的老师，他从来不摆架子，他和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没有隔阂，他对我们非常关心。他个人不追求名利，一生就是勤勤恳恳地干工作。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做什么就把它做好。这一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我自己是在张培刚老师亲自培养教育下，逐渐学到了点东西。但我也感到非常惭愧，因为今年我已65岁了，已经大大超过了张老师当．时当系主任的那个年龄了，在学问上却远远赶不上他，还要继续向他学习。最后，我祝张老师健康长寿，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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