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架子的洋博士
　　●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四大贡献”是张培刚40年代的思想
　　●80年代张培刚倡导并创建的新发展经济学，以研究大国为背景，极富远见
谭崇台
　　我认为这个会开得很好，很朴素，也很隆重，洋溢着浓厚的师生之情、师友之情。今天的会不是形式，而是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令人难忘。、它引起了我的怀旧情绪。培刚到哈佛比我早几年，我结识他是在1944年底1945年初，也快50年了。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很有意思的，讲讲这个故事。
　　我还没有到哈佛就知道培刚。武汉大学多年间考取庚款留美的就只有他一个人，而清华、北大考取庚款的则不少，正由于此，武汉大学经济系一直引以为骄傲和光荣。
　　那是1944年冬，我和同班同学陈文蔚一道，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赶到哈佛，到了该校所在地麻省康桥，住进Commander Hotel。由于美国旅馆的房间需要预订，而我们是两个青年书生，初来乍到，按规定是住不进去了。帐房问我们是否认识“胡博士”，那口气似乎是认识“胡博士”就可以住下了，我们赶紧说认识，尽管连“胡博士”是谁我们还不知道。
　　稍作休息后，我们就猜测“胡博士”到底是谁。在帐房的指点下，我们到二楼一个房间里去拜访他。敲门进去，见到两个人，一个人中等身材，风度翩翩，就是“胡博士”，另一位是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我们当时并不认识他们，只是礼节性地谈谈话。后来那个胡博士说：“你们是从哪个学校来的?我们说是武汉大学，他马上接着问：“那你们是否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我说只知道他的名字，却并不认识。胡博士就给我们开了一个介绍信：“Walter Hastings HaIl 8号，张培刚”，下楼后才想起所谓“胡博士。”就是享名国际、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介绍培刚的那张条子，我一直保留着，可惜“文革”时丢掉了。
　　第二天见到张培刚，他给我的印象是一身土气，很质朴，不像个洋博士，一点架子都没有；与他形成对照的是当时在哈佛的其他一些留学生，有些人洋味十足，架子很大。
　　从那次认识后，武汉大学的同学就经常聚聚，但我对他的学术并不理解，因为他的论文是1945年完成的，1947年获奖。“威尔士奖”颁布时，我尚在华盛顿，未能看到培刚的那篇博士论文。
　　当时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黄金时代，第一流人物有熊彼特，创建投入—产出分析的里昂惕夫，首批提出“垄断竞争理论”的张伯伦，被称为“美国凯恩斯”的汉森，还有讲国际贸易的哈伯勒。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但从未系统地讲发展问题。里昂惕夫教我们无差异曲线，这在当时是很新的东西，完全是微观上的分析。熊彼特尽管也讲经济发展理论，但他的理论不是我们现在的发展理论，基本上偏于微观，而且主要是当时发达国家的情况。因此，我当时对他的理论的重要性还不太知道：。当时“二战”尚未结束，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也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现实上没有从事对发展理论的研究，因而对他的学术理解并不深入。
　　迨至30多年后的198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赴美，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机会系统地研究发展经济学。那时，我才把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一书从该校图书馆借出来，很好地看了一遍，深觉这是最早的经济发展理论。我把这本书拿给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艾玛·阿德曼(Irma Adelman)看，她很感兴趣，说这本书应看作发展经济学的最早作品。现在，我们国内外学术界都说培刚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这是毫不过分的；只是在西方没有注意到，有的可能注意到，只是故意没有很好地加以重视。、现在发展经济学中讲农业对工业的四大贡献，即要素贡献、原料贡献、外汇贡献、市场贡献，基本上是培刚的思想。现在提到这些理论，对培刚却只字不提，这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这个客观事实。
　　近十年来培刚倡导并创建新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在河南也搞了首发式，这是新的观点——以大国为背景，研究经济发展理论，这是相当正确而富有眼光的。西方的发展经济学是以非洲、拉美、台湾或“四小龙”为研究对象。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很有名，却是以中美洲的雅买加这个小岛为背景的。培刚从大国出发分析二元结构，这个思想非常重要。
　　我觉得培刚几十年来，对学术孜孜不倦，到现在还奋力追求，很值得我们学习。另外，我和培刚相处五十多个春秋，深觉他心胸很宽广，能容纳人，老一辈知识分子中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
　　培刚从美国学成返国后，主持武汉大学经济系，组织了一大批国外归来的年轻人，想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所学，当时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后来他调到华工，我也调去搞行政，初具规模的武汉大学经济系七零八落，这种情势非常可惜。如我国不受“左”的冲击，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国内一定贡献很大。不过，现在尽管我们怀旧，惋惜过去，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事业还是前程似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