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知道张培刚教授。那是在1942年，当时我在重庆沙坪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当研究生。刘涤源教授正在重庆大学任教，他是我的好友，他告诉我关于张培刚的一些事。涤源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培刚是他的同学。武汉大学经济系一向很有名，有一批著名教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张培刚是很出色的一个。他考取了中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到著名的哈佛大学读书。我知道以后，对培刚非常敬佩和羡慕。考上庚款留学当时是很光荣的事，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每次考试，对经济学的学生只取一到二名，而报考的人却很多，可以说是百里挑一。所以当时许多人对考取庚款公费留学的人很敬重。我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陈振汉先生、吴于廑先生也是考取中美庚款去哈佛大学读书的，鲍觉民先生则考取中英庚款留学。他们同培刚一样都是我所崇敬的，并且把他们作榜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947年，我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同学杨敬年、王正宪、陈志让和我4人也考上了中英庚款赴英留学，进入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所以可以说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敬培刚，并把他作为榜样的。后来听说培刚在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教授等著名经济学家，写出了优秀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威尔士奖”。这是一部带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在说培刚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许多人发表了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生命期很短，要不了几年就无人去读了。培刚的书则是会长期流传下去的。我在得悉了这个消息以后，对培刚更加敬佩了。
我认识培刚却很晚，那是在1978年秋天，他当时正在北京社科院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的西方经济学和学说史部分。我见到的培刚已是65岁的老人了。我当时说了“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我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发现他平易近人，朴实无华，谈笑风生，胸怀坦然，因而我非常崇敬他的为人。我们在1979年又在杭州开审稿会。他在主持审稿会时，认真负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过去长期内我国对西方经济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在70年代末，“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培刚作为主编，他引导大家注意反左，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既批判它的错误，又肯定它的正确的成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使我对培刚的科学的治学精神非常钦佩。
1980年培刚和我都成了外国经济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5月我们在郑州参加中南地区的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年会。我不在中南地区而去参加这个会，是出于培刚的推荐。1990年5月，出于培刚的厚爱，我又到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给研究生讲国际金融专题讲座。1991年6月，我们又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见面，还一起参加了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戈登教授等的晚宴。接二连三年每年都能见面，我们的友谊更加深了。他博学广闻，慎思明辩，待人诚挚，作风朴实，也更加深我对他的崇敬。
现在培刚已经80高龄，依然孜孜不倦搞研究，令人钦佩。我衷心祝愿培刚健康长寿，做出更大的成绩。这几年来，我们每逢春节，互致贺诗。听说培刚把我们的小诗还对人朗诵，可见他是很珍重我们之间的友谊的，希望我们之间友谊长青，老而弥笃。
1991年新春佳节，钱老和张老在贺年片上互相唱和的小诗：
钱荣堃教授——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新年除旧岁，此时最念君。”
张培刚教授——
“黄鹤接前聚，晴川阁上呤。
东流汉水去，北望更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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