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有一个基本认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思想还是受张先生的影响、启发的。
　　我认为在当代中国有两位比较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位是马寅初，他提出了“人口理论”，包括人口与资源、人口与原料、人口与粮食等七个方面的命题，我所研究的“人口与发展”大体上没有跳出马先生当初划的圈。再一位是张培刚先生。对于中国工业化问题，张先生曾经在40年代划了三个圈：第一，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充分条件，何者是必要条件?第二，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第三，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张先生所画的三个圈，经过四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也没有能跳出这三个圈。回过头来，尽管中国工业化进程已活生生地体现在我们面前，现在看来，张先生当时提出的命题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当时张先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至今包括后人都要着重研究解决，他的理论意义就在此。
　　大家都知道马寅初，却不大了解张培刚，就是我在以前，也不太知道。
　　去年《北京晚报》记者黄一丁采访我，当时我写一个《国情备忘录》，在《北京晚报》连载了五天，其中谈到了张先生。我认为“科学声音代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推进，具有它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我们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国情，确定比较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使我们国家少走弯路、少付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的意义对民族长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没有办法去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没法用GNP美元去计算。”
　　我当时跟黄一丁说：“如果我们解放后的领导人，认真地看了张培刚先生的三个命题，仔细琢磨一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怎么走，如何处理张先生所提出的三个命题，那么绝对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代价。”
　　我是在1985年看到张先生的书的，当时，就感觉中国不是没有人，有，就在中国大陆。然而，这种思想40年后才被我们知道。在北京经济学界，都对张先生很推崇，无论是体改所，还是发展所，以至大学，都公认了张先生的学术成就。
　　绕了半天，没有绕过当时三个圈。所以，第一，我觉得像张先生这样的人应该多宣传。第二是从和张先生接触以后的体会。张先生《寄希望于青年学者》，我觉得其中有～段话很有启发，大致意思是：我国经济学面临着各种挑战，集中起来就是发展问题，即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另外，张先生号召有识之士应该建立中国的学派，应该踏踏实实做研究。我们应该趁张先生还健在，具体给我们指导，“八五”也好，十年规划也好，才有依据，原因何在?在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提出了这种社会需求，而这种社会需求，说明我们生活的中国面临着这么多的难题。我们作过一些分析，但只是实证分析，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提炼、总结，从而对今后发展战略作一理论基础。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理论的基础，这样才能提出它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最先，发展战略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经济学基础之上。所以说，张先生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卓越的，他本人的这种科学献身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
　　今年8月份，我有幸听张先生在北京讲学，特地到张先生处，请教各方面问题。最近我和一个同志完成二本《中国工业化初探》，大约20万字，从实证的、历史的角度(包括经验的)，特别想得到张先生的具体指导。这也是我这次来参加会议的最大目的，当然也能结识一些其他同志。
　　总而言之，我觉得应该很好地宣传张培刚先生这种为人、这种性格、这种精神，同时更重要的要挖掘和发展张先生的经济思想，特别是他关于工业化理论的思想。他40年前形成体系，经过40年实践，需要经过我们这代人加以研究、加以概括。所以这个时期，他又提出“新发展经济学”命题，并且以它为体系，让更多的人来研究来关注。这正是中国新的学派出现、进一步发展的非常好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