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培刚同志交往已逾半世纪。培刚同志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于1940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其时我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由于抗战随校迁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清华旧例，对考取公费生者俱由校指定导师，以备其关于选校及其他留学事宜咨询之用。我被指定为培刚同志的导师。我们的交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培刚同志于1941年到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43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题为《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的博士论文，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探讨各工业先进国过去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篇论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学年度大卫·威尔士(David A·Wells)经济学论文奖金：这项奖金是哈佛大学一项最高荣誉奖。培刚同志的论文，并按例由哈佛大学收入《哈佛大学经济丛书》出版。
我想在此穿插进去一小故事。我是在1926年春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麻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也许当时对以繁琐的数学资料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某一经济问题作实证探索的研究不甚多，我这篇论文颇得我的导师卜洛克(Charles J·Bullock)教授的称许。在我于1927年来清华任教的第三年忽然得到卜洛克教授一封信，略称他曾将我的论文推荐给“威尔士奖金委员会”，参加评选，但可惜在最终决定时，奖金为我的同班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H·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博士论文所得，表示遗憾云云。张伯伦是1927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但他论文的初稿已于1925年写成，并在一次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西敏纳尔”会上向我们作过全面汇报。我听了之后，当时就认为他的论文中的观点是对于传统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完善性假定一理论的突破，是篇不可多得的论文。因此，我对于他这篇论文的获奖是心悦诚服的。
但当我后来得悉培刚同志的论文于1947年获得此奖时，我觉得十分高兴。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系论文最高荣誉奖得者的行列。培刚同志这本书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复于1969年得到再版；1951年，在墨西哥出版西班牙译文版；1984年由国内华中工学院出版中文译版。其受到重视的主因是它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新兴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
培刚同志返国后，历任前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的前身)等处的教研工作。近十几年，他又为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作了贡献。在其返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学术生涯时有中断。但自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他重新焕发了科学青春。他参加了《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写工作，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书(合作)，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发展经济学通论》一书，若干篇论文则散见于国内的学术刊物中。
近闻培刚同志，在艰难的条件下，准备成立一基金会用以扶持、促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实为经济学界一大好事，但愿其能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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